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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7年前失联 父母在学校当清洁工等她出现

2019
12/08
12:10
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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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女大学生7年前失联,父母在学校当清洁工等待她出现

女大学生7年前失联 父母在学校当清洁工等她出现

7年前,她19岁的女儿赵蕾从山东禹城来湖南长沙读大学。几个月后,远在山东的她和丈夫赵洪明突然接到学校的电话,说女儿不见了。他们没想到,这一找就是7年。7年过去,女儿再无音讯。

女大学生7年前失联 父母在学校当清洁工等她出现

12月3日,赵洪明和高秀莲夫妻在学校马路打扫。

51岁的高秀莲是一名清洁工,她所负责打扫的是长沙一所大学的马路。那条马路对她有特别的意义——马路尽头的学生宿舍,曾经住着她的女儿。

7年前,她19岁的女儿赵蕾从山东禹城来湖南长沙读大学。几个月后,远在山东的她和丈夫赵洪明突然接到学校的电话,说女儿不见了。

她和丈夫赶往长沙,开始寻找女儿,寻遍长沙的车站、景点、街巷,去过湖南大部分市州。

他们没想到,这一找就是7年。7年过去,女儿再无音讯。

她和丈夫申请成为学校的清洁工人。整整7年,他们在学校马路来来回回清扫,期待着女儿能突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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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 家属提供

打扫的马路尽头是女儿宿舍

2019年12月3日,长沙已经进入冬季。长沙城南的一所高校,赵洪明正在学校的马路边用铁锹清除着石缝里的杂草。他说,女儿失踪那年,也是一个这样的阴雨季节。

在山东老家,他曾是一名货车维修工,如今他每天的工作是,早上5点起床,在8点之前把负责的马路清扫干净。之后就是巡查,确保清扫的这条马路没有垃圾。妻子负责清扫的是另一条马路,路的尽头是一栋学生宿舍,6楼的一间寝室曾住着她的女儿。

今年4月,这对夫妻搬进了学校物业的公共宿舍,一个约10平方米的房间,和其他同事共用厨房和卫生间。

夫妻俩平时就睡在加宽的双层床下铺,上铺和另一张双层床堆满了杂物和他们捡来的旧衣服。房间里塞着各种式样的桌椅,都是学生离校毕业时搬不走的,让他们用得上就拿去,“刚开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也都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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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物业的宿舍中,夫妻俩一直收藏着以前一家三口的照片。

这个“家”里,高秀莲把与女儿有关的物品都收了起来。她在上铺翻出一个包,从里面拿出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叠女儿以前的照片,一封7年前女儿从长沙寄回山东的家信和一张卷着毛边的寻人启事。照片中,读高二的赵蕾已经和父亲差不多高,双手搭着父母的肩,三个人都露齿笑着。

来长沙之前,赵洪明是山东禹城一家汽运公司的货车维修工,高秀莲在机械厂做模具,每人每个月是一千多元的工资,这在当时不算富裕,但也安稳。

在夫妻俩眼中,女儿孝顺懂事,学习方面很少让父母操心,成绩不错,又是班干部,老师们都很喜欢她。父母心疼她学习辛苦,平时不让她做家务,但夫妻俩要是去上班了,女儿也会自己做饭。

“有时候她向我撒娇,不好好喊妈妈,还喊妈咪”,回想起这些,高秀莲还是会笑出声。

高秀莲说,女儿从小到大很少和父母发生争执,最“叛逆”的一次大概就是在高考填志愿时,父母想让她留在北方,报考山东或者北京的学校,但她执意报考了湖南大学,最终因分数不够,被调剂到了长沙另一所高校。

2012年9月份,赵蕾如愿来到长沙就读。入学不到一个月,她寄了封信回山东,信的开头没看到称呼,直接写道:“这是一封来自千里之外的家书,它以家乡的纸笔为底色、对你们的思念为釉彩,寄托着我对你们的忏悔以及我对今后生活的决心”。

她在信中向父母道歉:“在开学的这几天里我反思了好多,我知道我在某些方面对不起您二老,不该让你们生气。家里有那种和和气气的气氛是应该的,可是我总是在破坏它,总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准,这太自私了。”

她在信里还写道:“可能是因为处在青春期,我总是充满叛逆。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的想法与现在的社会有点不符合,而且我也长大了……我不希望我的人生是被别人安排的,我不想像《北京青年》电视剧里的四个兄弟一样,自己的前20几年的生活全是被自己的父母安排,然后自己再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青春。我只想从18岁开始起就自己主宰人生的方向,走过真正的人生,而不想在别人安排的道路上走完一生。自己走过这一段旅途可能会特别辛苦,但我想这样走过,因为人生只可走一回。”

“我知道咱们家的境况,我不会整天向家里要生活费,我会努力做好,去争取拿奖学金等来缓解你们的压力。”

信的最后,她说:“我希望爸妈你们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正常吃饭,而且吃得有营养,养好自己的身体,等我回来,等我带着荣誉回来。”

女儿上大学之后,妈妈高秀莲和她联系更多。当年10月底,她还告诉女儿自己买了些枣子,想晒干了寄给她,赵蕾说:“不用了,等过年了回家吃。”

10月30日中午,高秀莲趁着休息时间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听到女儿说正在午睡,高秀莲便匆忙挂了电话。没想到,这会是女儿和家人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

物品都在寝室,人不见了

赵洪明记得,那是在2012年11月5日的上午,他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女儿辅导员的电话,问他:“你们在湖南有亲戚吗?”

赵洪明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家远在山东,对他们来说,湖南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省份。

辅导员又问:“女儿是不是谈恋爱了”,赵洪明没听说过女儿有男朋友,也觉得可能性不大,“她特别上进,一去大学就有了考研的打算”。

辅导员告诉赵洪明:“赵蕾找不到了。”

“当时就觉得她应该是和同学出去玩了”,赵洪明也来不及想太多,赶紧打电话给高秀莲,两人一起直奔火车站。

夫妻俩都认为女儿突然失踪不太可能,但也有一些让人不安的信号:他们反复给女儿打电话,但对方已关机,QQ上的留言也不回复。

赵洪明夫妻从山东禹城赶来长沙。到了女儿的寝室,他们发现银行卡、衣服、行李箱都在,女儿随身带走的可能只有手机、身份证、校园卡和钥匙,不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

有关女儿的去向,赵洪明、高秀莲所能确定的最后线索,就是2012年11月3日下午,赵蕾独自离开寝室之后,便不知所踪。

赵蕾曾经的室友李玲(化名)回忆,赵蕾失踪的当天,大概是下午一两点钟,她从学生会值完班回到寝室,正好遇到赵蕾准备出门,她背着一个书包,说要去参加老乡会,“当时我们刚入学,老乡在一起聚餐也比较正常,所以就没有多想”,但那天晚上赵蕾就一直没回寝室。

赵蕾的另一个室友王薇(化名)记得,一直到第二天上晚自习时,班长清点人数,发现赵蕾不在,大家才觉得不太对劲,并告诉了老师。

李玲说,在这之前,赵蕾还有过一次夜不归寝,惊动了辅导员出去找她。赵蕾回来之后曾和另外一个关系不错的室友说,自己是因为看到身边有很多优秀的人,压力很大,才这么做的。“但她去了哪里,我也没听说”。

在李玲的印象中,赵蕾性格比较开朗,和同学们相处不错,也很要强,在军训时就争取进入了仪仗队,之后还竞选过班委,但没能选上。“她是被调剂到我们学校的,可能有些不甘心,所以一进学校就跟她关系比较好的那个室友打算考研”,王薇现在一提起赵蕾,也是首先就想到她是一个很求上进的人。

现在回想,李玲和王薇都觉得赵蕾离校前没有什么异常,“没想到她离开学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这间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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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蕾曾经的照片。

根据室友的描述,赵蕾失踪前穿着浅蓝色格子外套和深色牛仔裤。夫妻俩报警后,把学校东门口那一整天的监控视频看了两遍,却始终没找到女儿的身影。“我们当时一到长沙就去派出所报了案,警察说她这是失踪,而且已经成年,就没有立案”。

夫妻俩毫无头绪,只能拿着一张长沙地图,把能想到的地方都跑了个遍,车站、景区、旅店,甚至是寺庙,结果都是一样,“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寻找一切可能的地方

在此之前,赵洪明从来没有到过长沙,高秀莲也只是在当年9月送女儿入学时来过一次。她想起那时两人曾去烈士公园玩过,“也许只是出去玩了”,两人抱着这样的希望,决定先从烈士公园找起。他们拿着一沓寻人启事,逢人就发。

没有回音。找完烈士公园,夫妻俩又跑遍了车站、景点和大小街道,挨家挨户询问,“有的人还会看一下传单,有的人都不理我们,有几次还被当成是疯子,因为我们当时都蓬头垢面的”。

走街串巷寻人时,赵洪明看到墙上涂画着贩卖迷药的小广告,越想越怕,“会不会被拐到山里去了”。长沙的冬天不同于山东的干冷,赵洪明夫妻刚开始寻找女儿的那一个月,阴雨连绵。

寻人启事发出去很多,但打来电话提供线索的只有一个男人。

他说在高速公路旁看见了一个拖着行李箱的女人。可赵蕾的箱子在寝室,赵洪明也觉得在高速公路上找到人的机会渺茫,只好否定了这条线索。

有时候突然出现的线索,让他们以为就快要找到女儿了,但很快又陷入失望。

当年12月,赵洪明夫妻在火车站发寻人启事时,一个正在路边招揽生意的旅店老板说,她在几天前见到一个小媳妇模样的女人,有些像照片上的赵蕾,赵洪明当时有些怀疑:“小媳妇应该年纪不小,但我女儿才19岁呀。”

旅店老板又说,她曾经隔着门听到女孩说:“被人骗惨了。”

赵洪明觉得可能性高了许多,跟着老板去了旅店。可惜女孩入住时没有登记身份信息,他在附近找了多家店铺的监控,但都没有找到女儿的身影。

赵蕾失踪两个月后,省公安厅关注了这件事,“后来派出所就立了案,说是拐骗”,赵洪明说。

民警通过定位发现赵蕾的手机在她失踪当天曾出现在汽车站,之后到了常德。夫妻俩连忙赶过去,在常德汽车站周边找了十几天,无果。加之时隔两个月,车站附近店铺的监控视频大多都删除了,夫妻俩的希望再一次落空。

赵洪明夫妻听说,在赵蕾的通话记录上,失踪当天有一通电话打给了长沙世界之窗,夫妻俩也找了过去,但看着赵蕾的照片,工作人员说没见过这个人。

“会不会是被传销骗去了?”赵洪明听说在星沙附近有传销窝点,便四处打听有没有“拉人头聚会”的地方。

他几年前被传销骗过,了解他们的套路,假装想要加入,借机混进传销点找人,找了三四处,可还是一无所获。

赵洪明开始觉得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如果去了传销,应该会找我们要钱呀”。

寻人的时间久了,一些毫无来由的猜测也冒了出来。“会不会是出家了?”两个人这么想,便去开福寺找。“

有没有可能是被打残了,在四处乞讨?”夫妻俩又去火车站、汽车站等各种乞讨人聚集的地方找。一样的结果:没人看见。

找了一年,高秀莲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临界点,一提起女儿就哭。这时两人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赵洪明不敢这样找下去了,他找到学校校长,请求帮忙安排了一份工作,在学校里做清洁工。

当时两人负责的清扫区域正好在女儿的宿舍楼下,“也想过可能哪一天,正好遇见女儿回来”。

就想等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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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女儿失踪一事,赵洪明忍不住落泪。

寻女7年,赵洪明也会这样安慰自己:“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也许是被人卖到山里控制起来了,等生了孩子,管得松了,她说不定就能跑出来了。”

但有时他又沮丧起来:“现在都是信息时代了,这样一点音讯都没有,是不是活着的可能性也不大。”

2013年初,女儿还是没有一点消息,夫妻俩撑不下去了,爬上岳麓山,想寻个了断。

路走到一半,高秀莲的电话突然响了,手机装在口袋里却拿不出来,夫妻俩停下脚步,扯出手机一看,来电显示是从山东打来的110。

正在这时,路前方掉落了一根手臂粗的树枝,“如果不是那个电话,被树枝砸到的就是我们俩”,高秀莲想:“这说明我们命不该绝,还是得继续找女儿,万一她回来了,我们却不在了怎么办。”

但说起这通救命来电,高秀莲又有些无奈:“后来发现那是个诈骗电话。”

失望总是与希望交织。女儿留在寝室的东西,在室友毕业前还一直保持着原样。“万一哪天她回来了,还要继续读书呢”。室友们有时也会聊到她,“会想她什么时候能回来,因为叔叔阿姨一直在学校周边找她”,李玲说。

高秀莲还保留着山东的手机号,“如果女儿回来了,要跟我们联系,她肯定记得这个号码”。禹城的房子也没卖,门口贴着寻人启事,“那毕竟是我们家,万一女儿回来了,我们还要回去住的”。

边打扫边等待女儿的日子,他们在长沙过了7年。以前在山东时,高秀莲喜欢带着女儿四处旅游,而现在身边的同事、邻居都说着湖南方言,夫妻俩常常面临着答非所问的尴尬,“最开始听他们说‘恰饭了没’,我们还在想‘恰啥’,后来才知道这是吃饭的意思,”高秀莲说,“所以我们一般就待在家里”。

在同事刘艳(化名)的印象中,赵洪明夫妻老实、话不多。她知道夫妻俩寻找孩子的事,但从没听他们自己说起过。“我也不愿意说,要不然像祥林嫂一样”,赵洪明说。

夫妻俩还是保持着山东人的生活习惯,在员工食堂吃一顿饭只需要3元钱,但两个人吃不惯湘菜的辛辣,还是喜欢隔三差五蒸几锅馒头。

在长沙这些年,赵洪明夫妻每年就回一两次山东,到了年末,兄弟姐妹喊他们一起过年,夫妻俩都找理由推脱掉。但是就算丈夫不回山东过年,高秀莲还是会独自回一趟老家,“我要看看我们家的情况,看看女儿有没有回来”。

“我现在就想要一个结果,如果能等到消息,我们一家人一起回山东是最好,如果人不在了,我们也死了心。要是一直没消息,等我们退休了,找不动了,还是要回山东。”赵洪明说,有时他也想去派出所打听调查进展,但常常是一无所获。

负责维护学校治安的片警说,虽然7年前他就在这里工作,但他当时并不负责调查此事,详细的情况需要找学校当年所属的派出所。而学校当年所属派出所所长说,自己2016年才上任,不知道赵蕾失踪一事。

现在,赵洪明休息时还是会骑着一辆二手电动车漫无目的地出去寻人,看见路边的乞讨者都要留意辨认一下。

今年9月,高秀莲在朋友圈看到女儿大学室友的孩子出生了,她点了个赞。“如果女儿没有失踪,她今年26岁了,按她上大学时的打算,也许现在已经硕士毕业,说不定结婚生子了,就像她的大学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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