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松坎时，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是否到过贵州省桐梓县松坎地区，一直是渝南黔北史学界长征文化专家学者研究的课题，现将收录的相关资料，整理出来，与各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当事人相关资料记载
1、郭晨在《特殊连队》中写到：到了松坎，董老（董必武）带着一部分伤病员先走了，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留下来寻找民伕和担架。奔走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民伕，眼看大队敌人就要涌进松坎，实在没有办法，他们把这个董老临走时特别吩咐不能寄的伤员，也背到半山坡上一家老百姓家里。老百姓躲进山里去了，他们把昏迷状态的伤员放在空荡的星子里，放上几十块光洋（大洋，也称银元、袁大头），几碗鸦片烟士，含泪告别了伤员追赶队伍去了。
连长和指导员赶上队伍时，董老扫眼一看，见队伍里没有了那位同志，便焦急地询问。他们只好照实说：“寄掉了！”
董老生气了，严厉地说：“决定了的事，你们怎么不执行？怎么能把军委机要科副科长寄掉？革命有自己的全局利益，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一个革命者也得顾全大局！”
他们这才知道犯了个不小的过失。
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命令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副科长找回来，否则，要处分他们。
侯政立即带着政治战土邓六金，连队文书谢有发，还有一个马伕，跑步倒回去几里路，找到那位副科长。副科长已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孤零零地躺在屋角，正在呻吟，看到自已的战友来了，眼里溢出了眼泪。侯政背上他，急忙走出了屋子。他们四人用担架把他抬回了连队，挽回了这个损失。[1]
2、时任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在《在周副主席身边》一书中回忆写到：有一天，在行军途中，忽听得路旁树林里有人在呻吟，周副主席立即走过去，见是一个负伤的红军战士，年龄不过二十多岁，躺在一棵树下，满身污泥，脸色苍白，看样子，伤势很重。周副主席上前去摸下他的头，叫我们喂他一点热水。水喝下去后，才见他好一点，便坐了起来。他告诉我们，他是三军团，昨天晚上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我们看了他受伤的右腿，伤势确实很重。周副主席抚摸着他的伤处问道“疼吗？”
“不疼。”他说。
“能走吗？”
“能!”说着便抬起腿想站起来走，但身
不由己，费了很头的力气也站不起来。
周副主席立即按住他，说：“同志，你的伤太重，怎么能走呢？”他一面扶着伤员，一面回头叫我喊担架来。
担架来后，周副主席自把他扶上担架，并给他盖上一床毯子。那位负伤的同志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当担架抬起来要走的时候，他才好不容易从牙里挤出这样一句话：“我伤好以后，一定要多杀敌人，来报答首长的关怀！” 声音是那样的洪亮、坚定，听起来完全不象一个身负重伤、刚才还在呻吟的人，周副主席的关怀，给了他多么巨大的力量啊！[2]
3、时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魏国禄在《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中同样这样写到：有一天，行军到松坎的时候，天已拂晓，雨也渐渐停了。忽然听到路旁树林子里有呻吟声，周副主席立即停下来，转弯向着发出呻吟声的地方走去，到跟前一看，是一个负伤的红军战士，年龄不过二十岁，平躺在一棵树下，浑身污泥，脸色苍白，咬紧牙关，两腿一阵阵抖动，看样子伤势很重。周副主席在这个负伤的同志跟前蹲下来，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叫我拿出仅有的杯热水，慢慢地给他喝下去。这时候，那个负伤的红军战士似乎好了一些，坐起来了。从伤员自己的叙述中，知道他是三军团三支队的，姓郭，昨天晚上追击敌人的时候负了重伤，右膝盖一片血肉模糊。
周副主席关切地抚摸着他的伤处问道：“很疼吧？他回答说：“不疼。”
“不疼，能走吗？”那位负伤的同志看了看自己的伤处，很坚强地说：“能走。”
他说着就抬腿想站起来，但身不由已，费了很大劲儿，腿也立不起来。周副主席急忙按住他，说道：“同志，你伤势过重，怎么还说能走呢？”他扶着负伤的同志，回头喊我：“警卫员，叫担架来。”
我把担架叫来，周副主席亲自把那位负伤的同志扶上去，还在他身上盖了一床毯子。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手是那么轻，动作又是那么稳，唯恐触动伤员一点皮肉，引起伤员的痛苦。看来，这与他平时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果断利落的性格是多么不同呀！看到这些情形，我们都为周副主席这种伟大的阶级友爱，感动得几乎流出了眼泪。那位负伤的同志在周副主席扶他上担架、给他盖毯子的时候，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周副主席叫担架抬起来走的时候，他才用手擦了一下眼泪，庄严地对周副主席说：“我伤好以后，一定要多杀敌人，来报答首长对我的关怀！”
声音是那样洪亮，语调是那么坚决，听来使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身负重伤、刚才还在呻吟的人。周副主席的关怀，给了他多么巨大的力量啊！[3]
4、这个姓郭的受伤红军战士，就是红军总部侦察支队分队长的郭应春。据郭应春之子、曾任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的郭振峰少将在《风雨历程》中写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全家对周伯伯充满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和无限的热爱，周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表达对周副主席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父亲曾就此事写过回忆文章，发表在《星火燎原》杂志上。[4]
5、郭应春《周副主席的担架》原文如下：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许多令人一生也不能忘怀的故事，而直到现在还使我心灵激动的，就是周恩来副主席对我的照顾。
一九三三年，我十八岁的时候，曾给周副主席当过警卫员。第五次反“围剿”时，我离开了周副主席，调到总部侦察支队当分队长。
一九三五年初，红军从遵义沿川黔公路向四川逼近。我们侦察支队在支队长毕占云的带领下，行进在行军纵列最前边，侦察我军前进方向上的情况。在一个落着毛毛雨的夜里，我们从桐梓出发，向綦江方向行进。这一带正是山区，公路九曲八盘，满地是又稀又滑的泥巴。天快亮时，只隔一座山岭就要到达松坎了，突然遭到军阀王家烈部的截击，我们虽然只有二百人，但个个都久经战斗锻炼，一能顶十，一阵猛冲猛打，敌人就狼狈地溃退了。我们乘胜追击，忽然前面一个陡崖拦住了追路，同志们纷纷跳下，我刚把左脚一抬，右脚一蹦，却不料猛地摔了下去，晕过去了。醒过来后，左腿疼得我直流眼泪，一看，别人都追敌人去了，只有战友王早生和“豁子(绰号)”亲切地问我：“分队长，怎么样？”这一问，弄得我挺不好意思，我一把抹去了眼泪，说：“不要紧。”我想站起来，只觉得左腿疼得要命，不由得又腾地一下坐在地上。
“让我们扶你吧！”说着，他俩便搀着我走到公路上。我说：“你们快追敌人去吧……”
他俩关切地望了望我说：“那好，我们去了，你先坐在这儿，咱们的人一会儿就会过来。”说完，就急忙向松坎跑去。
雨不下了，可是山顶被乌云笼罩着，山坡、树林是水蒙蒙的一片雾气。我坐在路旁的小树丛边，心里就像铅块似的那样沉重。一看腿，膝盖肿得像个大葫芦，皮肤变成了紫色，肯定是错骨了。我焦急又懊丧，失望地想着：这回不能再部队走了，北上抗日，闹革命，如今就凭着这两条腿，可是，腿坏了，怎么跟部队走呢？让收容队给些钱“坚壁”到老乡家里吗？“不！从十五岁参加革命，我一直把党当做最慈爱的母亲，把部队当做最温暖的家，要离开她，是多么痛苦的事！我就是爬，也要看队进部队前进！
部队刷刷地过来了。队列里不时有人在喊：“小鬼，走啊！”他们有战斗任务，顾不上照顾我，望着他们健壮的脚步，我多羡慕呀，可是自己却弄得这样倒霉！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
忽然，总部过来了，远远地只见周恩来副主席在他那一匹灰黑色的骡子前边步行着，看见他魁格、熟悉的身影，我真像见了亲人一样高兴，劳累、饥饿、疼痛都不觉得了。周副主席越走越近，我看看自己，满身泥巴，趴在这里，就凭这副狼狈劲儿见他吗？我不由得一阵惶恐，像小孩捉迷藏一样，低着头，捂着脸，从指缝里偷偷地瞧周恩来副主常。
那熟悉、亲切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到了我跟前，忽然停下来，向我跟前跨了两步，这使我更加紧张了，两手紧紧地捂着脸，可是，就象孩子见了母亲一样，热泪不由得顺着指缝流了下来。
“小鬼，你趴在这里干什么？”周副主席温暖的声音在我耳畔响了起来。我慌里慌张地抬起头，想说话，可让他这一问，更使我喉咙里像夹了个大疙瘩，流着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嘿嘿！”周副主席笑了起来：“红军战土还哭！快说，小鬼，怎么啦？跟我半年多，还怕羞？”
“腿，腿摔坏了！”我支支吾吾地说。
他的脸色忽然严峻起来，弯下腰，忙问： “重不重？我看看。”
“不要紧，”我尽量想法掩盖，忙用左手去捂左腿，不料这一来反倒暴露了目标。事后我想起自己当时的模样还好笑，自己那时怎么这么憨呢！
“都肿成这样啦，还不要紧，怎么不说实话呢？“他用慈爱的口吻责斥我，伸出手就要检查我的膝盖，我又急又慌，忙说：“就是走不动了！“ 说了这句话，猛的又觉得更露了馅，赶紧又补充了一句：“我还能爬！“嘿，这一句话本来想“补窟窿”，不料却越补越大了。
“爬？那还行？“周副主席不知是觉得我天真呢，还是什么，又微笑了起来，他转过身叫他的警卫员冠朝东：把小鬼放在我的担架上！ 我一听，这还行？这副担架是因周恩来副主席为革命事业不分昼夜地工作，专门为他准备下的，我怎能躺在上面呢？况且我又是满身泥巴……
担架放在我的身旁，我望了望周副主席，又望了望担架， 对冠朝东说： “ 不行啊，我坐……”
周副主席催促我：
“快上！”
“不！不！”
周副主席打断了我的话，严肃地说：“快上，不要耽误行军。”
没办法，我又推辞说：“把担架弄脏了……” “什么时候了你还顾得这个！”他叫冠朝东：“把小鬼抱上来。”
冠朝东把我抱在担架上，接着就又向前行进了。我怕把毯子弄脏了，便将毯子往旁边一拨，只见那还是我给他当警卫员时的那两条旧毯子一这还是周副主席从外国带回来的呢！ 担架一上一下有节奏地颤动着，望着周副主席宽大的背影，我怎么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激动，两行热泪不由得又滚下来，吧嗒吧嗒地掉在担架上……
在周副主席的嘱咐下，冠朝东像亲兄弟一样照顾着我，加上医生治疗，我的伤很快就治好了，又能跟着部队前进了。
这件事情一直激励着我。我们的领袖不仅以最伟大最深厚的感情，日夜不息地为祖国为人民工作，而且，对于一个普通士兵，也爱得这样深沉啊！[5]
周恩来长征途中对普通红军伤员关怀备至的故事，后写成《总理的担架》一文，曾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
6、时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在《李聚奎回忆录》和《长征中的红一师》中写到：“遵义会议精神所以过了十多天以后才传到红一师，分析起来，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奉命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是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是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积极鼓吹者和追随者；在遵义会议上当李德受到批评时，林彪又没有发什么言；遵义会议结束后，林彪又同意李德跟一军团行动“体验生活”。因此，虽然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积极地及时地给我们传达会议精神。
中央红军军委纵队有关日志记载
根据《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记载，遵义会议结束后，1月18日，军委在遵义召开总部所属各局局长会议，布置撤离遵义后的工作。1月19日凌晨，中共中央、红军总司令部撤离遵义，周恩来随中央纵队离遵义到泗渡。政治局加强对军委的领导，每天讨论作战及行军路线。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会议，根据决定下达作战或行军命令，组织实施。周恩来改变指挥方法，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之能机动。1月20日，军委纵队驻桐梓。
从时间上看，遵义会议1月17日结束，18日召开各局局长会，从里程看，遵义至松坎约130公里路程，且已通公路，小路更近，按当时红军急行军的速度看，两天时间可以到达松坎，何况周恩来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还配有警卫、马匹和担架。
从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魏国禄 [7] 的回忆文章和当时受伤红军郭应春 [8]的回忆录，以及周恩来在松坎关心机要科副科长等情况来看，周恩来应到过松坎。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遵义会议后，聂荣臻因病未随红一军团行军，李德又主动提出到实际体验生活，这样便和林彪一起来到一军团。为加强对红一军团的思想政治工作，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很有可能随一军团行军。
综合以上记载和分析，长征时周恩来应该到过松坎。
（中国新报记者 李学强 特约记者 张宗荣 整理报道）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江苏大学举办传统文化节
下一篇：《奇闻的神仙石人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