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楼继伟提醒国内大循环的堵塞点：基础设施过度超前、私人互联网平台垄断、数千亿级5G投资没场景。
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规则的对外开放和依法治国，应当是要点。
特别要提醒，既然是客观规律，政府有意按双循环优化产业链布局是做不到的，竞相动用公共资金抢占技术新高地是做不好的，得不偿失，还会引起国内外的误解，需要的是真正的学习理解要义和改革开放措施的落地、落实。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是大型开放经济体的内在逻辑
一个经济体对国内国际循环的依赖程度可以有不同的度量，这里用贸易依存度度量。
小型开放经济体，如新加坡、香港可以达到200%以上。
美国长期以来，国内储蓄率极低、巨额贸易逆差，贸易依存度在20%左右，得益于发钞国优势，不具可比性。
欧洲大型经济体贸易依存度比较高，比如德国在60%以上，这是因为欧洲统一市场的效用，可比价值也不大。
俄罗斯、巴西等大宗商品为主的国家同我国经济属性不同。
相比较而言最有可比性的是日本。在1990年以前，日本的贸易依存度长期不足20%，在此之后逐步上升，现在约为30%。
日本的变化很有启示意义。日本1955年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这是向自由贸易过渡的国际协定，允许签约国保留贸易保护，同时承诺解除保护的过渡期。
日本加入GATT时，对制成品贸易保护度很高，而美国出于扶植，对其削减保护十分宽容。
日本一段时间大力引进技术，并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发展本国高水平制造业，同时外资企业很少。
以九大商社为中心的贸易、银行、制造综合体，商社在全球投资采购大宗商品，在银行支持下加工制造销向全世界，形成巨额贸易顺差。
巨额贸易顺差，特别是对美巨额顺差，终于被西方大国所不容，于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解除贸易保护，更为尊重知识产权。
在此时点后，日本的确削弱了产业政策，快速减少了制成品贸易保护和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并加快对外投资。
产业链、供应链，以国内为基础更多的延伸到全球，贸易依存度由此逐步抬升，目前在30%左右，成为全球化条件下大型开放经济体的常规形态。
我国贸易依存度近几年在35%左右波动，因中国经济体量和国际形势因素，估计今后还会略有下降。
我国贸易依存度变动的过程和原因
1978年以前，我国贸易依存度不足10%，是典型的封闭型经济体。
改革开放之后，早期通过补偿贸易和吸引外资，贸易依存度抬升，到1985年达到了23%。
这一年“广场协议”签订，日本企业一改不重视对我国投资，转为从重化、冶金、汽车、家电等各行业，全面到中国寻找投资机会，带动韩国也来扩大投资。
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观察到这一现象，分析认为我国整体改革还没有开始，基础设施也不完备，但应当抓住这一波日本为主的对外产业转移机会，可利用沿海地区机制相对灵活，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条件，扩大开放，大力吸引外资，并在当年形成报告。
赵紫阳总理批示，“我们应当实行沿海地区国际大循环战略”，加以肯定。这是一个重要节点，贸易依存度逐步提升到1993年的32%，此一时期多数年份处于贸易逆差。
1994年是另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全面综合配套改革，其中外汇、外贸体制改革是重要内容。从这一年开始贸易依存度在波动中抬升。
2001年底经过一系列解除贸易和投资保护的改革，加入WTO。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贸易依存度逐年抬升，到2006年达到顶点为67%。
而且每年都是顺差，最高的年份，在GDP占比达到了9%以上，其间贸易摩擦加剧。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启动，海外需求萎缩，其后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国内投资大增，消费需求增长，以及其他因素，贸易依存度逐年下降，到去年为35%。
贸易顺差在GDP的占比多年不足2%。已初步成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大型开放经济体。
几个重大节点可以看出改革和重大政策的关键作用，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总结起来：
第一，改革开放是最大的推动力。1985年推出的沿海地区国际大循环战略。
第二，我国和日本的变化过程说明，大型开放经济体应以内循环为主体，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很难持续，过度的贸易顺差会对全球带来太大的冲击，还需恢复常态。
第三，我国一度过高依赖外需也是国内资源配置扭曲的结果。特别是城乡二元体制结构，造成城市化水平过低，国内需求释放不足。
直到去年，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虽为61%，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44%。过低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使得大量的农业人口不能够真正转移，消费和居住需求被压抑，也是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
第四，2007年以后贸易依存度急剧下滑，劳动密集产业加速向外转移。近十年来，快速老龄化和低人口生育率进一步推动了上述进程。
第五，1998年后，大力投资基础设施，以及近十年来具有准公共设施性质的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改善和创新了国内循环的渠道，国内需求得以释放。
结构性改革和依法治国是关键
现在想回到90年代中期开始十余年的国际大循环模式，国内环境不支持，也不被国际所接受。
加大改革开放，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全可以支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重要的是解决好制约双循环的堵点。
第一，坚定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关停并转升，调结构等行政手段称之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坚定地推进依法治国。我国一度过多依赖国外需求的原因之一，是国内法治环境不佳，对产权保护不足，信用社会还未建立起来。
本次疫情，一些面向外需的企业不得不转向内销，就感到货款回收难，产品仿冒维权难。
还有如，为完成某项任务，基层政府先拆、先关，不谈如何补偿，法不溯及既往观念淡漠，等等。
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信用环境，国内大循环就会受到堵塞。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大量的任务应当真正的落实。
第三，要降低基础设施和准公共设施的用户成本。
基础设施适度超前是必要的，但有些方面过度超前，抬高了用户成本或不可持续的公共部门债务。
互联网平台虽是私人部门运作，但有准公共性，垄断带来高用户成本甚至市场进入障碍，这两个方面都要有所控制。
目前中央提出“新基建”，其中包括发展5G。但现有5G技术很不成熟，数千亿级的投资已经布下，而且运营成本极高，找不到应用场景，今后消化成本是难题。
这些成本要逐步降下来，不然会是国内大循环的堵塞点。
第四，要坚定的维护和改进国际规则。
下一步的规则会被政治化，在规则制定上应主动作为，争取共识，形成新的国际经贸规则 。
要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这符合实际，但要准备应对差别化地位的挑战和更难应对的结构性议题的挑战。
第五，9月1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总书记还强调“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我刚才讲的就是表明，这一战略决策，基于历史、现实和内外环境，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规则的对外开放和依法治国，应当是要点。
特别要提醒，既然是客观规律，政府有意按双循环优化产业链布局是做不到的，竞相动用公共资金抢占技术新高地是做不好的，得不偿失，还会引起国内外的误解，需要的是真正的学习理解要义和改革开放措施的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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