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的西南，云贵高原苗岭山地向东延伸着，形成连片的石漠化片区，土地资源匮乏，自然环境恶劣。在桂黔交界的大山深处，有一座古朴而又美丽的苗寨，那就是我要讲述的乌英
在苗语中，“乌”意为美丽、漂亮，还有河水、山泉水的意思；“英”意为新娘子、新媳妇。乌英就是“美丽的新娘”
我在那里，用“解剖麻雀”式的“标本记录”苗寨正在发生的一切。仅2018年一年多的记录，“苗山脱贫影像志”已生根发芽，30多组500多张照片，如一条条枝干一片片叶子。“苗山脱贫影像志”的乌英苗寨不仅仅只是乌英，而是大苗山的乌英们。用“‘1+N’个苗寨=整个县城”的报道模式。“1”是突破口，首先选择了最偏远、最具代表性的贫困村寨乌英苗寨作为主拍摄地，在取得整组报道成功的基础后，再将报道范围扩大到“N”（多个）苗寨，扩展报道的深度和广度。剖析“1+N”个村寨，就等于剖析了一个县的脱贫攻坚历程，同时也管窥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时代
▲黄孝邦在拍摄村民野外准备午餐。覃天阳摄
乌英，我来了
2017年11月5日，我第一次前往乌英。在手机地图上，你甚至找不到“乌英”的所在，只能搜索到“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从南宁出发，汽车在G72泉南高速一路向北奔驰，4个小时后到达了融水县城。歇息一晚后，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赶往杆洞乡。那时，县城到杆洞乡的公路，有一半正在修路，经常堵车。另外半程经过一个雨季的雨水冲刷后，很多路段坑坑洼洼。汽车有时沿着山路不断爬升，似乎要入了云端；有时又不断下坠，在谷底盘桓。沿路可见那连绵的山脉，葱翠茂密的树林，还有一个个散落的村寨，如一个个孤岛深藏在大山深处。140公里的路程，我驾车一路颠簸6个多小时，来到杆洞。11月7日一早，我又从杆洞乡出发，驾车25分钟，终于来到了我要拍摄的乌英苗寨，距离乡政府所在地13公里。
群山环抱，苍翠护卫，两条小溪从大山潺潺而下，汇合于寨子中央，又缓缓流出田地，再跌下山谷坠入雍里河。据当地人介绍，大的那条叫乌噶，从贵州而来；小的那条叫乌英，从广西而来。两条溪流交汇于此，如同这里的居民，有的户籍属于贵州，有的户籍属于广西，却又百户同心。
桂黔交界，一直是苗、瑶、壮、侗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山区。乌英苗寨是这里最偏远的寨子之一，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世居人民都是苗族。清朝后期，为避战乱和匪患，先后有吴、梁、潘、卜、韦五姓先祖陆续迁入大山深处这个隐秘的皱褶里，开山拓土，繁衍生息。其中吴、梁、卜三姓从广西融水县党鸠村迁入，各种税赋由广西征收；而潘、韦两姓则分别由贵州荔波县和乌英对面20里外的南岑村而来，自然向贵州纳税，因而从100多年前开始，这个小小苗寨的居民户籍注定分属两个省（区），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如今，乌英苗寨143户居民中，102户属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41户属贵州省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南岑村。乌英苗寨最大的特点在于“一寨两省区，五姓为一家”，这里是中华大家庭民族融合的结晶，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户籍虽分属两省（区），但在乌英人心里，却全无桂黔之分，所有田产、房屋全是“插花”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乌英从未发生失窃现象，大有“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之景。即便是到了乡里，沿街商贩晚上收摊，也只是把货物简单收拾，盖上布膜，留在大街摊位上，无须搬回屋内。邻里之间偶有纠纷，去芦笙堂的古枫下请长者当面说清楚就好了。
坐落在“一寨两省（区）”的山区腹地，使得乌英至今还保留着原始的风貌和贫困的烙印。因为交通的制约，杆洞乡的整体发展也是相对缓慢。而乌英苗寨的发展相对乡政府周边的几个村寨，经济发展落后5公里外的寨子至少10年。截至2016年，乌英苗寨的140多户家庭中，有92户是贫困户。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慢慢了解熟悉乌英：
寨子的环境比较脏乱差，群众生活依旧很贫困，贫困发生率超过60%；
乌英山多地少，群众赖以为生的是人均仅有的两三分梯田；
黔桂两省区联合党支部和跨省区教学点的运行模式很特殊，两省区共管的模式也特别；
人们对芦笙文化的热爱超乎想象；
长期封闭和滞后发展导致乌英人在与外界的交流中，似乎缺乏一点点自信；
这两年，合作社种过百香果，种过红薯，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效益。
……
乌英这些基础设施、文化、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民俗、产业、党建等方面的特点，成为我们日后研究它如何实现脱贫进而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基础。
那段时间，我在苗寨里积累了一些素材，也慢慢喜欢这里，决定将这里作为融水脱贫攻坚摄影报道的蹲点基地，“苗山脱贫影像志”这棵树就这样在大苗山开始种下了。每一项内容、每一个选题就是“苗山脱贫影像志”的一条枝干，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文字就是一片叶子，每一次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瞬间，就是流淌在枝叶里的滋滋养分。
苗家欢乐多
苗族人是多才多艺的，所以苗寨里的节日较多，农历十二月初一至次年二月初一属过年期。首先是苗年，年轻人吹芦笙走村串寨交朋友、打同年，活动一直延续到春节，接着过春节。每年农历腊月初六，四面八方的山民们便汇聚古枫下的芦笙堂，共吹一堂芦笙，笙歌载舞，通宵达旦，共庆新年。芦笙堂边挺立着四棵百年古枫，它们同根连体，枝繁叶茂，成为乌英一寨两省(区)团结和睦的象征。古枫被人们如金字塔般保护起来，既是祭祀先祖神灵的圣地，又是安放封存芦笙和村民协商议事、休闲纳凉之所。
二月中旬，择日过春社。节日当天，村民集结队伍，吹芦笙绕着村子走半圈，预示春耕即将来临，此节过后，吹奏芦笙和苗笛等娱乐活动已到禁止期，大家须共同遵守禁令。传说，很多年前，苗族先神看到大家沉迷于娱乐，不思农耕，便制定下这一规矩，让大家行乐有节，依时农耕。
在众多的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中，苗族的新禾节也许是唯一没有确定日期的节日，大概约在农历小暑到大暑之间，以早稻成熟为标志。在苗寨里，由于各村的水土、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不尽一致，因此，早稻的成熟时间也会不一样，往往会相差一天或几天，因此，每个苗寨的新禾节也会有先有后，不尽相同，但苗族人民对于庆祝新禾节的情感是一致的，都是表达人们对丰收的庆祝和喜悦，隆重程度仅次于春节的传统节日。新禾节共7天，第一天清早，各家各户到田间取3根谷穗，打开胎包壳包上米，叫“包粽子”，“粽子”包好后又放回田里去，插上草标，再回家过节。封存半年的芦笙，在这一天终于可以取出来了。
乌英芦笙号称苗族文化的活化石。乌英芦笙调多曲长，悠扬婉转，自成一格，每一曲似乎诉说一个深情动人的苗族故事。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不会吹芦笙的乌英人。他们吹芦笙可以从早吹到晚都不觉累，且吹奏节奏齐整，芦笙甩摆姿势整齐大方，属当地最具水平的芦笙团队之一。此外，苗歌也特别动听，尤以即兴编唱最为流行，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张口成歌。
手的震撼
2017年11月，地处高寒山区的苗寨已入寒冬。
我在大雨中拍摄，相机、衣服被水淋湿，刺骨的寒风吹着双手。一位老人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她用手轻拍我的肩膀，热情地招呼我到屋里烤火。
在苗寨，火塘是非常重要的。火塘一般位于二楼正中，用宽厚老杉木板镶制成一个长宽约1.5米，深约0.6米的正方形木槽，槽内用粘性强的黄泥巴填满舂紧，中央安放有三脚铁架，用于架锅煮食。不仅如此，火塘更是取暖、聚会、聊家常的地方，年轻人走妹行歌、谈情说爱、举行婚礼仪式的场所。
我随老人进入木楼，一群老人正围坐在火塘边，一边聊天一边喝米酒。坐定下来，一位老人突然抓住我的手，又是摸又是焐。老人用苗语似乎在说：“年轻人，外面好冷，你看你的手好冰……”在感受到老人突如其来的粗糙的大手时，我环顾火塘，昏暗的木屋里，十几双饱经风霜的手在红色的火光映照下散发着“灵光”。我被震撼了，心里顿时升腾起一个感受：“这些手不就是脱贫攻坚的最关键的力量吗？”于是，我决定把这些手放在产业脱贫的大背景下进行拍摄，通过手的肖像展现苗族群众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拍摄了100多双手。这些手有的握着木工刨刀，有的在搬运水泥，有的在栽种果苗，有的在建房时割掉了两个手指……一双手，就是一部人生奋斗史。对准每一双手，每一次按下快门，都是我对每一种人生表达的敬意。
田间地头的午餐
由于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部与广西盆地的过渡地带，石漠化问题严重，融水总面积4638平方公里，山地就占到了85%，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严重落后。而乌英是其中更偏远、落后的地方。据村干部说，水泥路1978年就通到了乡里，却迟迟到不了乌英。山上有木材，可销售也是个难事。他们还要扛着木头，翻过一座山，蹚过一条河，走4个小时的路到乡里去销售。运输成本太高了，比如一根木头50块钱，运出去的人工成本却要半头猪。
山多地少，乌英人赖以为生的是人均仅有的两三分梯田。他们主要的生计是种地，但产量少，不够吃。混着红薯、木薯的杂粮粥，是苗家人最常见的饮食。他们的田地零零散散地分散于山间，有时候就是那么一小块梯田，乌英人无不视若珍宝。交通的不便，去田地干个活，来回两三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常常带上易于保存的糯米饭、酸鱼等食物，煮一把山上的野菜，烧几条稻田里的禾花鱼，锯竹筒成碗，修树枝作筷，铺树叶为桌，午餐问题就这样在山间地头解决，千百年来形成了苗家独特的饮食文化。有时，我在摄影的路上碰到他们，他们会热情地邀请我共进午餐。天地为席，山间地头的午餐自有趣味。
近年来，一些人正在通过发展教育、外出务工、发展产业来实现脱贫致富。与此同时，乌英人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精耕细作着深爱的每一寸土地，延续着祖祖辈辈的传统农耕生活。
在田间地头，在村口寨里，我时常见到乌英娘子军劳作的身影。青年男子外出务工去了，留守在家的乌英妇女们便顶了半边天，甚至更多。上山下田，抬石头，扛木材，修河堤，她们吃苦耐劳，不输男子；做亮布，酿酒，洗衣做饭，照顾老人孩子，她们温柔体贴，用爱温暖着家。
我和她们之间的交流，就是我会的十几个日常苗语。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苗语，但是要和乌英苗寨的妇女们能顺畅交流，还需时日。我也一直提倡并在不断去推动她们学习讲普通话，实际效果很不理想，如我去学习讲苗语一样。
在乌英脱贫的路上，女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她们识字，学好普通话。受经济条件、地域环境、传统婚姻习俗等诸多因素影响，20世纪80年代，全县女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在更早的年代，苗族女童上学读书的机会更少。因此，在乌英苗寨，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妇女，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教育，那时候，只有男孩子才可以读书，女孩子要带弟弟妹妹、放牛放羊、种田砍柴等等。如今，她们大多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日常生活中，她们大多叫“xx迷”，迷，苗语就是“阿妈”的意思，前面xx就是她们小孩的名字。
今年48岁的韦妹丽是亮布技艺的传承人。她跟我说：2016年，县里组织一批传承人到柳州市开展交流活动。从未出过远门的她接到电话通知后，一直不敢去。因为看不懂文字，也不会讲普通话，不知道如何去坐班车到县城，又如何坐车到柳州市。在柳州读书的女儿卜银花多次动员后，并说好全程陪同，韦妹丽才答应。“我就是个盲人”，韦妹丽说她第一次看到高楼林立和车来车往，很恐惧。
67岁的梁英迷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村里面的妇女主任。她第一次到县城，是随队到县城学习。上课的时候，学员要按桌面上的名字来坐，因为看不懂名字，梁英迷随便找个位子坐下。后来，工作人员点名时才发现她坐错了座位。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时，梁英迷看着桌牌，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名字是这样写的。“这就是我的名字啊！”之前的尴尬瞬间被好奇和幸福取代。
梁英迷的女儿，44岁的梁足英说，小时候，她的小姐妹们个个都是牧童。她做梦都想读书，经常背着妹妹到教室外面偷偷听课。她的读书梦做了三十多年。
见到陌生人来到寨子里，她们不敢说话，远远地躲开了。有时候，我在寨子里碰到她们，会有意用普通话跟她们打招呼——“你好”“你去哪里”“吃饭了吗”。感觉这样还不够，和驻村指导员一合计，我们决定办一个普通话学习班，想在晚上或者农闲时候把她们集中起来学习。刚开始，学习班进行得并不顺利。大家并不愿意来，家里的农活确实挺多的。妇女主任何玉清自己带头参加，还挨家挨户地上门动员。驻村指导员还想了办法，给按时上课的妇女发一些小奖品，洗发水、洗洁精、香皂之类。渐渐地，她们爱上了这个学习班，学得最多的一句就是：劳动最光荣，学习最快乐，欢迎你来乌英。
我希望有一天，她们会明白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就像梁英迷第一次看到自己名字时的那种震撼。
“有车的感觉真好”
刚来乌英那会儿，我还住在乡里。后来在乌英待久了，有时候很晚才得回去，梁安合、梁英咪夫妇便给我收拾了一家房子。拍摄期间，我索性住到了他们家里。大家都叫梁安合——老党（老党员的意思）。他是寨子里少有的文化人，当过党鸠村的副主任，当过小学老师，是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他的儿子梁秀前在村子里也是经济能人。
2019年4月18日，老党把原来零零散散记在墙上的已经模糊不清的购车记录，又工工整整地在墙上抄了一遍。从摩托车到面包车，从货车到小轿车，不断升级的车型，折射了这个家庭生活的变迁。“有车的感觉真好。”10年前，梁秀前从广州将第一辆摩托车骑回寨子时，在家里木板墙上写下的这句话又重新写了一遍。一天，梁秀前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了他的“购车编年史”：
听我父亲说，他第一次见到车还是在画本上，直到公社里开回了一辆拖拉机，大家才知道，这是车了。我小时候，父亲带我去乡里，我第一次见到车，就爱上了这个“大家伙”。回家后，父亲用木头造了一辆，很快成了最受苗寨小朋友欢迎的玩具。这辆木车还有方向盘控制方向，小朋友都抢着骑。
小孩子骑着木头车的快乐，无法填补生活的窘迫。1994年，我到乡里中学读书。每年183元的学费，成了家里无法承受的负担。第一年东拼西凑，到第二年，没钱了。
最终，我无奈地选择了辍学。1995年，作为乌英苗寨当年唯一的初中生搭上了前往柳城县的班车，成了寨子里为数不多外出打工的青年。
我的第一份工作在柳城县的红砖厂开机器，做得好的话，每月有180元的工钱。一个月就赚够一年学费，我也想过回去读书，但是我每月大部分的工钱要寄回家买米，读书也就成为一个渐渐远去的梦。
打工第二年，厂里的老板买了辆摩托车，全厂加菜庆祝。他对我讲，如果我每个月能存钱下来，我一定也能买摩托车。此后多年，我辗转多地务工，每个月都只留极少的生活费，其余的都寄回家补贴家人的生活，买车依旧是遥不可及的梦。
希望在2006年开始出现，父亲来信说，家里种了杂交水稻，米够吃了，不用再寄钱来了。政府推广的杂交水稻让大家终于能吃饱饭，还有了余粮。外出打工10余年的我，这时候才感觉自己真正走出了大山，从黄土地的束缚里挣脱。
好消息接二连三。2008年，父亲又来信说，家里通了公路，还有一公里就到寨门口。我记起3年前和朋友许下的诺言，哪一天家里通了路，就回家，我又记起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买车。
2008年底，我骑着新买的摩托车，载着妻女出现在乌英苗寨，全寨都沸腾了，这是寨子的第一辆车！当鞭炮响起，站在门口的母亲留下了泪水。
回到大山，我开了寨子里第一个小卖部，经常开着摩托车外出谈业务。回到寨子的第二年，我又花费18500元购置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并开了寨子里第一家木材加工厂。第三年，我又购置了一辆更大的二手车来拉货。
2012年，我的第四辆车进了门，也是一辆二手车。“我们的明天会更好。”父亲在家里木墙上写下这句话……
2018年，梁秀前又花了7万元购置了一辆小汽车，这是他购买的第6辆车。
有树初长成
进入2019年，也就是我来到乌英的第三年。报道之树正在慢慢成长时，我开始把部分精力放在脱贫攻坚这棵树上。
长年的驻村扎根记录，我和乌英的干部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并成为他们值得信赖的朋友，不知不觉间，我已成苗寨的一员。
3月份，大伙商议在寨子里种树美化环境。计划中的第一种树是山苍子树。这是一种在苗山里很常见的野树，漫山遍野都是。苗族群众日常用树枝来烤鱼，用花籽来做盐碟，特别清香。总之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野树，没有什么大的价值。因为它们长在野外，连观赏价值都被忽视了。实际上，山苍子浑身都是宝，可以做油、药材、调料。花期很长，两三个月，非常漂亮。野树的树苗是不要钱的，也就是说，种这个树，不需要投入很多的成本。我们没有花一分钱，就把寨子美化了。
3月14日，大家决定好了以后，乌英苗寨联合党支部书记就开始广播，说的都是苗语，他翻译给我：明天，大家上山劳动，每家每户顺便挖两三棵山苍子树苗回来，在房前屋后种。
第二天一早，广播又一次响起，我听到广播里有“黄记者”三个字。村民告诉我，支书在广播里说是我叫大家种的。而且广播里没有说任何理由，就是说是“黄记者”叫大家种的。虽然我在乌英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说是我发动群众种树，显然是不太合适的。
有人看出我的担忧，对我说，没事，植树造林不花钱，顺手种，不影响劳作，就当是义务劳动。
就这样，两天时间，群众都按照广播上的倡议去做，140户，每家每户种了两三棵。67岁的老党员一个人种了50棵，还有核心团队的积极分子在村里的公共场所种了100多棵。这样算下来，整个寨子种了四五百棵。但这个时候，很多人并不太清楚为什么要去种这个野树，甚至还有人把我们种在公共场所的树苗砍断拔掉。联合党支部的支书说，他会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可是一到广播就只有黄记者了。
几百棵树种完了，大家一看，这不行啊，并没有达到规模的效果。大伙一合计，要再次发动。于是又去广播，又是黄记者。每次听到这个广播，我都有一点慌。
就这样，一直种一直种，我也是一边采访，一边帮忙种树。没有车子拉树苗，我开车去拉。这个地方种哪棵？大苗还是小苗？这棵树种哪里，问黄记者。我不会种树，种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村民太缺一个主心骨了。我不在乌英的时候，没有人去种。
我就这样深入参与这个事情，慢慢地变成了每一棵树都是我的心血。那段时间，村民见面打招呼都是：你种了几棵？
寨子里能种的地方都种满了，进苗寨3公里长的公路，每隔不到两米，两边都种一棵。就这样一直种到4月底，竟然种了5000多棵树。也不是每天都种，因为到4月份，其实已经过了种树的季节，我们每天就研究天气预报，后面几天有雨的话就种。
当年的雨季以及后来的长时间干旱，这批树的存活率仅有30%左右。即使是这样，我觉得已经很好了。这件事，让乌英的村民团结一心，干成了一件事，达成了共识，至少不会再有人砍我们种的树了。种树要有所效果，必须是一件长期坚持的工作，每年都要坚持种。我深刻体会了发展产业之难、群众工作之难，脱贫攻坚工作，一定要按规律来办。
今年春天，我们又种了3000多棵李树。如果说，野树可以任其自由生长，那么李树种植之后的施肥、剪枝、除草、杀虫、浇水，每一个阶段的管护都非常重要，需要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才能管好。这个团队就是接下来的“双语双向培训班”——牧童班的娘子军。（记者 黄孝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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