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报中文网

导读：在重大或敏感事件发生时，信息及时公开和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就像专家及时研制出来的病毒“克星”，能够帮助和促进事态向好的有利的方向发展。

       文/《华夏早报》首席评论员董哲

       这个春节，是过年，也是“过关”！

       所有一切的改变，都源于一场“突然”而至的疫情。

       这场疫情，不仅阻挡了许多国人回乡过年的团圆之路，也考验着各级政府部门的施政能力和决策水平，更能体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和舆论监督引导的作用与意义。

       今天，笔者在朋友圈看到一句湖北市民的留言：“看了河南的防控措施那么硬核，简直怀疑湖北是不是重灾区？”这也许只是一位有深深危机感的湖北人的“偏激”之言。但现在再来回溯一下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的蔓延过程，这位湖北人的话似乎也不为过。

       据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回忆，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CDC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公告称，共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严重，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也发消息：“目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

       武汉市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还传唤了8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的违法人员，依法进行了处理，并在2020年第一天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这条消息。

       从1月6日至1月10日，武汉市卫健委没再就“不明原因肺炎”发布通报。

       “12月31日通报疫情，当天我去买口罩，药店排长队，而且断货。后面几天官方要我们‘不传谣’，而且说‘未见人传人’，我们松懈了。再后面一周多，病例一个没有增加，我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一位武汉网友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这样写道。

       到了2020年1月11日更新的通报中，武汉市卫健委继续表示：“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而就在此后几天，泰国、日本纷纷报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尽管如此，那个时候的武汉依然呈现一片“歌舞升平”的欢乐祥和景象：大会照开，宴会照摆，联欢照旧……甚至为了不引起“恐慌”，有些部门的领导竟要求职工上班不能戴口罩！

       “太寒心了！如果官方刚开始就把情况说清楚的话，百分之五六十的人会做好防护吧。”林羽对媒体如是说。

       其实，武汉官方早期对疫情信息的“压制”，寒的不仅仅是林羽的心，寒的是全武汉人的心，寒的是全湖北人的心，寒的是全中国人的心。

       据媒体报道，当地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是钟南山院士1月2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人传人”之后。而此时，武汉的疫情已失去了被控制的最佳时机，并最终导致“封城”、“封省”以及疫情陆续蔓延至全国各地的危急局面。

       一座城可封，但是病毒封不了；信息可以被压制，但是事实和真相压制不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政府部门使用行政手段可以不让媒体发声，但是却无法控制公众的口口相传。

       被压制的信息，就像已经夺去了五十四条生命的新型冠状病毒一样可怕，沾满了诸多无辜者的鲜血。

       信息越被压制，越不透明畅顺，流言和谣言越是有机可乘，蔓延和肆虐。就像眼下的新型冠状病毒一样，如风一般飘荡在寰宇天际中，让人避之不及，挥之不去。

       随便翻一下网络和朋友圈，关于这次公共卫生事件的传言和谣言层出不穷，比比皆是。

1月25日，微信群和朋友圈出现了各种“钟南山院士建议全中国人民在家隔离两周”的传言，微博上更有网传聊天截图，称钟院士也被传染新型冠状病毒，实际上经媒体权威求证，这些传言均属谣言。

“我的感觉就是当前疾病是一分，而恐慌是十分。”武汉某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说，各种谣言满天飞，他日均要在微信上辟谣20次以上。同时物资的组织和配发肯定也有问题，很多一线的战友们几乎是在生理极限下工作。同时，他还反复呼吁广大市民：“不要恐慌，不要信谣”。

       谣言止于智者。这个时候，官方的信息公开与舆情分析应对，以及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客观真实的报道和舆论引导，就是这样的“智者”。

       在重大或敏感事件发生时，信息及时公开和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就像专家及时研制出来的病毒“克星”，能够帮助和促进事态向好的有利的方向发展。

       南京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杜骏飞教授说，信息公开，不仅仅是新闻学，不仅仅是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且是生物化学，是生物数学。

       他说，对于非典、武汉肺炎这类传染病，华盛顿大学的Louis Kim教授和Shannon M. Fast, Natasha Markuzon等做过一个有意思的研究，他们观察媒体报道的数量与疾病传播数量之间的关系。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此类疾病的感染数减少33.5％。因此，媒体可能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

       科学研究还表明，传染病的传播是有基本再生数的，它是指一个病例进入到易感人群中，在理想条件下可感染的二代病例个数。没有超过SIR传染病模型的基本再生数的时候，传染病很容易被控制的，乃至被消灭的。这就要求信息透明，一开始就进行隔离，把感染人数比例控制在基本再生数以下。疫情一旦超过基本再生数就很容易失控，导致大规模爆发。

       Louis Kim教授等人的科学数据也印证了杜骏飞教授认为的，“疫情记者应视同为白衣战士。在疫病肆虐时，你不能剥夺他们挥笔上阵、为社会尽忠的权力。”

       这样一些论证，给了疫情起始时当地官方“整个就不让说”封锁消息的“愚对”之策一记响亮的耳光。

       客观上讲，官方的信息公开虽然会增加一定的工作量和执政风险，但是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其中，首要的意义就是促进公众参与国家管理。公众可以通过获取的信息发表言论，提出意见和建议，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其次是保障个人权利。公民个人很多权益的实现都必须首先了解政府的信息。政府信息不公开，公民个人就不能获得有关信息，甚至对自己权利的状况，如有什么权利、权利是否遭到了侵害，侵害的程度、是否有救济的途径等，都不了解。再次能促进经济增长。在信息时代，信息经济是经济的基础，而政府却是社会中最大的信息所有者和控制者。因此，实现信息化或者信息社会的前提是政府信息公开，使政府信息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还有就是可以防止腐败，提高行政效率。

事实上，突发事件演变为舆情危机，多数时候是由于真实信息传播出现真空引起。而信息公开透明既可以满足公众知情权，同时还可以杜绝谣言传播，维护政府公信。在 “人人麦克风”的多元开放性网络舆情环境中，疏导舆情危机，要善于利用微博等新兴媒介，发挥其强大的舆论宣传力，及时发布真实权威信息，引导舆论的正确走向。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要注意舆情动态收集分析和梳理，提炼舆论关切点，从而在信息公开过程中有针对性解答公众舆论质疑。

同时，舆论监督也应该常态化，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不公开公正难以服众。这次武汉爆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本应该吸取十七年前的“非典”事件教训，从一开始就要谨慎处置公众监督，及时发布真实信息，积极应对负面舆情。

突发事件在演变过程中，因社会性，会在传播过程中遭到各种质疑、批评、追问、谣传甚至谩骂。此时，政府部门要勇于直面舆论争议，寻求舆论良性互动。不能仅靠事后被动应对，而应提升自身危机防范意识，从现实根源入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加强自身管理和监督，这样其公信力自然得到提升，舆情环境才会风平浪静。

有的人也许会问：舆论监督真的有用吗？然也。当信息不透明时，大众在一定情况下就会被亦真亦假的信息牵着鼻子走，成为流言的传播者，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一句话是真的那一句是假的，这个时候舆论监督和正确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社会上有传言，甚至起谣言，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揭示事实真相的功能就凸现出来了。

国家想要正能量，也需要舆论监督。但是只靠主管部门命令的舆论监督，最后会失信于民，事与愿违。杜骏飞教授说：“不能报道真正的新闻，就都是假媒体”。

让人欣喜的是，眼下不仅仅各方力量都在紧急驰援武汉等重灾区，包括央媒在内的众多媒体同仁也陆续抵汉，深入重灾区，源源不断地发出灾情报道。各级党政部门也全部积极行动起来，及时发布最新动态，全方位立体化提高和加强全民防控防治意识及能力，各地纷纷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应急响应，一场防治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民战争已全面打响！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我们期待这场战争早日取得全面胜利，我们坚信这场战争必然会彻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