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是钱锺书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世人多称他为博学鸿儒，但他更是一位踏踏实实的作家、学者。不务虚名，澹泊自守，他没有所谓的“气势”与“派头”，有的只是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打开《围城》，精妙的比喻让我们耳目一新；打开《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我们又惊讶于钱锺书的博学。世人对他的天赋赞叹不已，但钱锺书博学多识，除了天赋外，更来自于他一丝不苟、勤奋过人的读书精神。
像小儿吃零食那样读书
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外文系，一进校就立下志愿“横扫清华图书馆”，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到了牛津大学后，他更是把精力都花在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藏书名列世界前茅，这引起钱锺书极大兴趣，自喻是一只“东方蠹虫”，要在此处畅饮饱餐。
于是，钱锺书便戏称博德利图书馆为“饱蠹楼”。据钱锺书妻子杨绛回忆：钱锺书整日徘徊在“饱蠹楼”，将深奥的哲学、美学等大部著作，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重得抬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亦摸着字典逐条细读。
钱锺书不仅读“大经大典”，还读西方的通俗小说和俗语词典，有大江大河不拒细流之意。他在《读〈拉奥孔〉》中曾说：“倒是诗词笔记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蓄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
不断添补的读书笔记
因为“饱蠹楼”的图书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钱锺书做笔记的习惯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有人说，钱锺书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本人却不以为意。他只是肯下工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杨绛曾说，“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钱锺书去世后，杨绛将他的笔记进行反复整理，分出三类。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极小部分是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是手抄。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钱锺书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读后都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
第二是中文笔记。这部分笔记支离破碎，而且都散乱了。钱锺书这些笔记，都附带自己的议论，亦常常前后参考、互相引证。以后的笔记都亲自记下书目，也偶有少许批语。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钱锺书的读书心得。日札共二十三册、二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每一则只有数目，没有篇目。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写的，杂有大量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钱锺书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但这点“心得”还待写成文章，学术著作《管锥编》里，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
夫妻二人的“读书竞赛”
钱锺书和杨绛在国外留学期间，曾展开“读书竞赛”，比比谁读的书多。1935年年终统计，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不过，换个角度看，是杨绛“输”了：杨绛读的多是小册子，钱锺书读的多是大部头；杨绛把中文书也计算在内，钱锺书只计算外文书；读书笔记方面，钱锺书不仅做，还做得十分详细。
杨绛、钱锺书与女儿钱媛，1981年摄于三里河寓所
钱家人说钱锺书“痴人有痴福”。杨绛也觉得，钱锺书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
如果说，《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好学深思的钱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忧世伤生”的钱锺书，那么《围城》的作者，则是“痴气”旺盛的钱锺书。
夫妻俩日常相处，钱锺书常爱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杨绛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
当然，钱锺书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但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我平生志气不大，就想竭尽毕生精力，做做学问。”钱锺书的一生虽历经风雨，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文化的热情，用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今时今日，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应该是认真地研究他的著作，学习他崇高的精神和品格，发扬他博大而谨严的学术风范。
（综合自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杨绛著《钱锺书手稿集》序、《记钱锺书与〈围城〉》等；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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