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真正始创于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和黄公略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同年7月24日，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平江起义的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经过深入的土地革命，1929年9月，根据中共湘鄂赣特别委员会决定，红军支队编入由湘赣边转战到湘鄂赣边地区的红五军。之后，红军分兵展开活动，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扩大根据地。1929年冬,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已扩展到十几个县。至1930年6月,湘东北的平江、浏阳，赣西北的修水、铜鼓、万载，以及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这一广大地区内，除部分城镇外，都已成为革命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湘鄂赣边人民从血泊中爬起来，开展了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斗争，相继举行了鄂南秋收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平江起义等，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的苏区运动渐呈燎原之势，形成和发展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湘鄂赣边是我党领导下的重要红色割据区域
(1)湘鄂赣边界爆发的秋收起义，首次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如火如茶，尽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但大革命时期所打下的农运基础，直接促成了秋收起义在修铜平浏的爆发。这里是党组织建立较早的地区之一，秋收起义之前，修铜平浏的党组织早已建立，党组织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为秋收起义的爆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崇通农民自卫军及修水农民自卫军等革命军队云集修水、铜鼓，在党的领导下，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设计制作并率先升起了“镰刀斧头”旗帜。秋收起义部队在修铜平浏的革命活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首创意义。正如曾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参谋何长工1958年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所述的：“从此，在中国，在东方，就有了红旗和白旗的对立，有了红军和白军的对立，在后来有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和白色政权的对立，这就是修水整编的意义。”
(2)攻克省会城市长沙，建立了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权
进入1930年，湘鄂赣苏区步入鼎盛时期，老百姓称之为”庚午大红”。得到了土地的农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革命热情空前高涨。1930年3月18日边区党组织领导的纪念巴黎公社59周年”三一八”武装大示威，湘鄂赣边人民共有三十万人参加；随后不久组织了红五月大暴动，红色五月周参加的群众达八十余万之多；”五卅”运动则动员了100余万的群众。特别是7月22日，湘鄂赣边翻身群众云集平江县城，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会后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了长沙城。当时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形成了20万武装农民包围长沙的大好形势，充分展示了湘鄂赣人民的伟大力量。战斗期间，各苏区总动员，赤卫军、游击队在前线参战，跟随红军主力冲锋陷阵，后方群众抬担架、运粮草、送军火，支前大军从各苏区至长沙的路上，不分日夜，络绎于途，长沙战役成了以后攻占大城市的一次预演，几十万农民支前，为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等大战役的支前动员工作积累了经验。长沙之役，令国民党痛惜不已：”故此后赤匪之屡犯重要城邑者，实因犯长之得手，而国人对于赤匪共起注意者，亦自长沙被陷始。"攻克长沙后，建立了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李立三为主席，因未到职，由王一芬代理，彭德怀、李宗白、杨幼麟等十三人为委员。宣布了苏维埃政纲，颁布了省苏维埃政府《暂行劳动法》和《暂行土地法》。无论是攻克长沙，还是建立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都是土地革命时期震惊全国的重大事件。
(3)湘鄂赣特区委建立，湘鄂赣苏区成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平江起义后，红五军在湘鄂赣边界盘旋游击，播撒革命火种，恢复成立了湘鄂赣特委，并确定了特委所属各县工作的中心区域，以便有计划地推进各边县的工作。特委以平、修、铜三县毗连的台庄为中心。平江县以恩溪为中心，修水暂以朱溪厂为中心，铜鼓以幽居为中心。特委恢复成立不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这个当中修水的西乡在苏维埃领导之下的农民已有六、七万了，浏阳的党亦有起色，平江除城市外，已普遍的组织苏维埃，党员已达七万五千余人”。
1929年的"九二”扩大会议后，随着红五军重返湘鄂赣边，湘鄂赣边人民在湘鄂赣特委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整个边境地区呈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根据地扩展到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宜春、通城、通山、阳新、大冶、崇阳等许多县份，县、区、乡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武装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农委会、赤色职工会、共青团、妇女会、少先队、童子团等，也都组织起来了。以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内容的”五抗“运动继续开展，造成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并在平浏修铜武万等县苏区进一步开展了土地革命，得到土地的农民斗志昂扬。这时，边区有了统一的党组织，统一的苏维埃政权，统一的革命武装，割据区域比较稳定，鄂东南与湘东北、赣西北的联系又已沟通。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为开创更新的局面打下了基础。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所有红色区域，划分为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边（即湘鄂西）、闽粤赣等特区，并要求各特区都要成立中共特区委，以领导各特区的斗争。1931年3月，中共中央巡视员滕代远来到湘鄂赣根据地，在江西修水上衫召集湘东、湘北、鄂东、鄂南、赣北等特委负责人共40人参加的会议，宣布撤销了中共湘委办事处，建立中共湘鄂赣特区委员会，以李宗白为书记，代行省委职权，统一领导湘鄂赣苏特区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调整特区范围，将原先独立发展的鄂东、鄂南地区，除长江以北的黄梅、广济、蕲春、蕲水4县外，其余全部划归湘鄂赣特区。上衫会议首次明确了湘鄂赣苏区的版土范围，改变了鄂东南苏区领导关系，鄂东南苏区自此成为湘鄂赣省苏区成员之一，这是湘鄂赣苏区统一领导最重要之一环。这样湘鄂赣特区的范围北抵长江南岸，南至湘赣动区。这时的苏区有近30个县，有20多个县委或相当于县委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共党员约4万名以上。上衫会议后，同年7月湘鄂赣特区委于浏阳东门楚东山召开会议，成立了湘鄂赣省委，同年9月湘鄂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平江长寿街召开，并于10月4日在修水上衫胜利闭幕，成立第一届省苏维埃政府。此时的湘鄂赣苏区已发展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六大苏区之一。
(4)三年游击战争的顽强坚持，湘鄂赣边成为坚持最久的根据地之一
湘鄂赣的革命活动可上溯到大革命时期。“八七”会议后，这里是首先举行武装斗争的地区之一，在这里爆发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苏区运动星火燎原，革命烽火愈燃愈烈，各级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
红军长征后，湘鄂赣边人民与中央和其他根据地人民失去了联系，在与敌孤军作战的情况下，仍然”高举红旗，坚持斗争”，顽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到国共合作时止，仍保存了一支可观的力量。经过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湘鄂赣边区最后还保存下来近 H `> h @ 队，下设三个大队。1938年1月，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同时，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从平江嘉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部队已扩大到1100人，210多支步枪，3挺轻机枪，730把马刀，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湘鄂赣边十年间坚持革命，战斗不止，是当时坚持革命最久的根据地，为我党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功不可没。
2、湘鄂赣边是红军的重要诞生地。
湘鄂赣边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创建了许多铁的红军，湘鄂赣边因此成为红军的重要诞生地。参加长征的三路主力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中，都有很多湘鄂赣的子弟兵，这是其他根据地所罕有的。湘鄂赣边的优秀子弟跟随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萧克、徐向前、陈毅等转战大江南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里安页献。
（1）红一方面军于湘鄂赣边组建
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来到湘鄂赣边，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师，在浏阳永和市成立红一方面军。这样红军史上最重要的一支红军部队红一方面军在湘鄂赣边组建。而且当时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红一军团、红三军团都与湘鄂赣边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支红军部队中有着成千上万的湘鄂赣子弟。红一军团的前身之一就是从修铜平浏走出去的秋收起义部队；红三军团所属的红5军、红8军、红16军均在湘鄂赣边成立，湘鄂赣边子弟占据了大多数。
（2）从湘鄂赣边走出的红十八军(师)成为红二方面军的重要力量
1932年3月湘鄂赣边独立红一师在浏阳建立；同年4月湘鄂赣边独立红二师在修水渣津成立。1933年2月10日湘鄂赣边独立第一、二师扩编为红18军，同年7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18军缩编为红18师，调入湘赣革命根据地，编入红六军团，1934年7月率先进行了长征。在长征路上，当国民党30万大军”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危急时刻，红18师以自己巨大的牺牲牵制住十倍于己的敌人，担负起掩护红六军团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被萧克、王震称之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英雄部队。”
（3）红十五军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支劲旅
1930年8月，长江局的蔡升熙受中央派遣到达阳新，带领由湘鄂赣边子弟组成的红八军第四、五纵队渡过长江，进入广济、黄梅、蕲春等县，与当地的革命武装结合，于10月在黄梅成立了红15军，蔡升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鄂豫皖因此又多了一支来自湘鄂赣边的劲旅，后来这支部队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为保卫万源作出了重要贡献。后又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后来担任红31军参谋长的龚炳章和解放后担任湖北省军区独立团团长的熊家林就是从这支部队走出去的。
（4）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十六师是新四军的重要细成部分
红16军是红军史上一支有影响的红军部队。1930年8月湘鄂赣独立师改编为红16军，属红三军团建制，参加了攻打长沙的战斗。红三军团东渡赣江后，脱离红三军团建制，成为保卫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一苏”大会召开时，战斗在湘鄂赣苏区的红16军正好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大会还授予了红16军”坚强苦战”的锦旗，“坚强苦战”成为红16军的军歌。
1933年7月，红16军改为红16师，后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三落三起，是坚持革命斗争时间最长的红军部队之一。国共合作时，这支部队扩大到1100人，实力在13支坚持下来的游击队伍中居第二，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老一团)，成为新四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由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位于"三线一江”之间的特殊战略位置，居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卧塌之侧”，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严重威胁着长沙、南昌、武汉、九江等国民党统治中心区的安全。正如中央指示信所指出的，“必须认清湘鄂赣是处在中央苏区的左翼，处在三条铁路、一条大江、三个省会的中间，有举足轻重的形势。“由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湘鄂赣边革命力量的长期存在，牵制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有力地支援了全国革命。
1、直接支援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秋收起义的爆发，直接促成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从湘鄂赣边的修铜平浏走出的秋收起义部队，踏上了井冈之路，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之路。仅此首功，湘鄂赣边人民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不可谓不巨。
湘鄂赣边愈演愈烈的工农运动，支持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秋收起义部队尽管离开了湘鄂赣边，但湘鄂赣边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而是呈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平江起义后，湘鄂赣人民的革命斗争与红四军的斗争遥相配合，使湖南长沙的敌人处在南北夹击之中，打乱了国民党”清乡"、“剿共”的部署，牵制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有力支援了井冈山的斗争。
红五军两次南下井冈山，直接支援了井冈山的革命。井冈山由于受湘赣两省敌人的会剿，处境极为困难，红五军的南下无疑是雪中送炭。红五军南下井冈山，敌人设法阻止两支部队的汇合，牵制了敌人的力量，减轻了对井冈山的压力。红四军与红五军会师后，特别是红五军代替红四军守卫井冈山，更是对井冈山的莫大支持，红四军这时的困难，言之痛心，念之酸鼻，经济的困难，物资的缺乏(每日三分钱的伙食尚难接济，单衣无全套)，有刻不容缓的须向外游击，但以赣西十数县之经济破产，都不愿意留守宁冈一带工作，后经前委多次讨论，乃决定第五军留守为宜，第四军即脱离宁冈向赣南进展……红四军离宁冈两天，湘赣会剿军就将牛岗山铁桶式的包围好了，五军与之激战四天，实因寡难敌众(我军只有步枪六百枝，敌约十八团)，致被攻破。“红五军以自身的牺牲为红四军顺利转战赣南、闽西，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和最终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2、支援了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发展
湘鄂赣边红色割据区域的存在，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湘鄂赣苏区一直成为国民党重兵围剿的区域，牵制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减轻了其他根据地的压力。当时的档案资料记录了国民党重兵驻剿湘鄂赣苏区的情况，如1933年5月24日的《江西民国日报》记载”五省剿匪军西路总司令何键，以所辖三纵队司令，业已委就，并规定每纵队，直辖五个师，已分令各该司令，即日成立纵队司令部，对其驻扎地点，现经何总司令指定第一纵队司令部，设于莲花，第二纵队司令部，设于万载，第三纵队司令部，设于修水，总司令部则设于萍乡，昨已派张副官铁湘赴萍安为布置云”。由此可知，驻赣西北修水、万载等地的军队竟然有十个师之多。
积极配合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初，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湘赣红军红17师北上和红16师共同承担破坏南浔铁路，截断敌人向中央苏区进攻运输线的军事行动的重任。敌人调遣大量重兵，四面八方进行围追堵截，他们有彭位仁的16师、朱耀华的18师，李觉的19师，郭汝栋的26师、岳森的50师、陶广的62师和罗霖的77师等部队。包括国民党地方武装和保安团，足足调动了国民党军队46个团的兵力，有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这次支持中央苏区的行动，湘鄂赣苏区也因此付出惨重了代价，遭到了重大损失，不久，湘鄂赣苏区提前三个月进入三年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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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力支援了红军长征和其他游击区的坚持
湘鄂赣游击区是一块非常重要的游击区，游击区的存在，牵制了敌人的力量，减轻了长征的压力，支援了其他游击区的坚持和发展。1935年初，是红军长征非常艰苦的时期之一，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毛泽东正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勇渡大渡河，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正转战在湘鄂川黔。此时的湘鄂赣红16师已兵强马壮，“有46团、47团、48团，还有侦察连、特务连、重机枪连、通讯排，有轻重机枪50余挺，手枪40余支，步枪2000余支，战斗人员有4000人左右，这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强硬红军。“并接连取得大源桥、虹桥大捷，吸引了敌人的大批力量，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当时国民党调集了大量的军队云集湘鄂赣，共计有60余团的兵力，妄图一举消灭湘鄂赣红军。湘鄂赣省委动员湘鄂赣军民粉碎敌人的进攻，“现敌人九七、九八等师利用进攻中央苏区的经验，在苏区周围建筑很密的土围子，省委已向全党及全体同志、红军战士、工农群众提出’拿我们的总进攻打败蒋介石新派来的任何军队，粉碎敌人的新进攻’，‘配合二、六军团主力红军夺取贵州、四川’的口号，坚决动员群众争取这一更大的残酷决战的胜利。“红16的军事行动支援了各路红军长征。
1936年，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尚在长征途中，1935年遭到敌人重兵围剿损失惨重的红16师，经过一年的恢复，又得到了发展，成长到1000余人，尽管人数不是很多，但由于调整了战略战术，灵活机动，战斗力很强，1936年冬，还一举奇袭了瑞昌县城，创造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神话。正如敌18师的“剿匪”报告中所描述的：“湘鄂赣边境自二十四年伪十六师徐彦刚股匪歼灭后，残余匪徒分匿湘鄂赣边境之黄金洞，鄂赣边境之九宫山、太阳山等处者，共计不过百余枪。自二十五年国军他调，匪复蜂起，尤其在赣西各处，实力猛涨，我中央为肃清该匪起见，特设湘鄂赣边区主任公署，调派军队从事清剿……”敌人调动11个师、三省保安团和11个别动队，分兵、分期、分区地向湘鄂赣苏区进行"清剿"，他们推行碉堡政策，层层封锁；实行三光政策，残酷杀戮；强迫移民并村，进行经济封锁；推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还利用叛徒进行“招抚”。妄图将湘鄂赣苏区扼杀。1936年红16师的积极行动，湘鄂赣苏区军事力量的存在，支持了历经长征的三路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湘鄂赣苏区由于其特殊的斗争环境，与全国各苏区的革命斗争，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其特点，湘鄂赣苏区人民所表现的革命精神，丰富了苏区精神。湘鄂赣边人民突出表现了以下几种精神。
1、敢于牺牲的斗争精神。
湘鄂赣边的战争环境是异常艰苦和极端残酷的，湘鄂赣历任的五位省委书记：李宗白、林瑞笙、陈寿昌、傅秋涛、涂正坤，建国后仅剩傅秋涛评为上将，其余均英勇牺牲，这是其他根据地所罕见的。但湘鄂赣边人民敢于斗争，勇于牺牲。无论是面对强敌，攻打长沙，还是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湘鄂赣人民都有“捶直啄钩就造反”的勇气。革命低潮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湘鄂赣边人民不怕承担“通匪”、"济匪”的罪名，冒着杀头的危险，仍踊跃送亲人当游击队和红军，帮助提供情报、运送物资，支援红军游击队。
湘鄂赣主力红军红16师被打掉后，湘鄂赣边人民又义无反顾地送自己的亲人参加红16师。当年担任扩红突击总队长的江渭清回忆起这段往事，仍充满着感情：“当年湘鄂赣边区五月扩红的生动情景，真是令人难以忘怀。许多地方出现了“锣鼓震天响，标语贴满墙，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郎，昨天拿锄头，今日上战场”的动人场面……
1936年4月由总指挥郭子明和张鉴秋领导的红军149位将士，在浏阳小河与江西万载黄茅相邻的金钟湖与国民党反动派许克祥部一个旅的兵力苦战九天九夜，最后粮尽弹绝，全部壮烈牺牲。
2、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
湘鄂赣边临近省城，周边布满了强敌，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与湘鄂赣人民的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面对强敌，湘鄂赣人民创造了很多制胜的法宝。平江起义后，国民党调集十余个团，配合地主武装，进行"会剿”，但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总结了"打圈子”，避强敌、打弱敌以及正规军、地方军和群众性武装相结合等一套战略战术原则，在湘鄂赣边界游刃有余。地方游击队面对强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总结了一套对付敌人的方法：“敌有水机关，我有茅草山，敌有迫击炮，我过了几只坳。”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主力红军已经长征，湘鄂赣红军孤军作战，采取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1936年红16师第三次恢复后，进一步调整对敌斗争策略，提出不打
硬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敌情不明之仗，自己无准备也不打，不攻敌人雕堡和工事，运用长跑战术在敌区行动，遇着保安团、弱的敌人迅速消灭之，遇着强大敌军迅速撤退，避免战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以袭击战、埋伏战、化装战为主要的战术等。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围剿湘鄂赣红军多年的国民党十八师在其总结中慨叹：“剿赤匪比正式临大战困难数倍，盖临大战而敌有方向，剿匪则匪徒出没无常，且不分昼夜，可以四面八方，肆行扰乱……”
3、牺牲局部的全局意识
湘鄂赣边红军为了全局利益，数次作出了牺牲。以湘鄂赣边子弟为主，在湘鄂赣边组建的红三军团，为了全局利益，毅然离开熟悉的湘鄂赣苏区东渡赣江，与红一军团共同行动，湘鄂赣苏区只留下了组建不久的红16军保卫苏区。为了支援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多次实行了"向东南发展”政策，通过逼近南昌，牵制敌人，以局部的牺牲支持中央苏区的发展。1932年2月在修水上衫召开的第一届省委第二次执委会上提出：“苏区根据地不应机械的确定平浏，而应转变到赣北，赣北(修水)应成为省委工作的中心。”放弃硬打平浏，确定以修水为中心，无疑是正确的，且以修水为中心，与鄂东南邻近，在当时(1932年初)“赣北与鄂东只隔三十里以上的白区，通城、蒲折只有七十里路的白区。”湘鄂赣省委、省苏、省军区驻扎修水上衫，处于湘鄂赣苏区的中心位置，对于与鄂东南连成一片，巩固苏区具有重要意义。但为了支援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积极向南发展，湘鄂赣省委、省苏机关离开了湘鄂赣苏区的中心区域，将省委、省苏驻地迁驻远离鄂东南的万载小源。省级机构南迁至万载，对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的支持是很大的，但自身却遭到了重大损失，此后不久，湘鄂赣苏区重镇渣津失守，修水苏区被分割为河东苏区和河西苏区，而且修水苏区与鄂东南苏区红白相间的现象一直得不到解决，不便于湘鄂赣省委的统一领导；1934年初，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到达铜鼓幽居，这里的位置与修水上衫一样，也居湘鄂赣苏区居中的位置，适宜作为指挥中心，但仍然是为了支援中央苏区，以为"幽居不可居”，要向东南发展，在修铜宜奉交界处开辟新的苏区，结果导致了“六七月事件”的发生。在”六七月事变“后，湘鄂赣已自顾不暇，但仍未忘记自己的使命，主动承担支持中央红军和其他苏区红军的斗争。1935年，得知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后，红16师开展了系列策应红军长征的军事行动，“此时，即知道中央西方军西进到湘南，六军团与二军团会合于川湘鄂边，但湘鄂赣敌情仍无大的变化，然而帮助西进军的行动遂成了四十六团的主要任务，当即在政治上提出向西南发展的任务，帮助主力夺取四川、湖南政权。"尽管向东南发展和向西南发展都是错误的决策，结果是失败的，但湘鄂赣边人民的这种全局意识和牺牲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对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发展，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4、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中央派来的主要领导相继牺牲，电台被打掉，完全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无法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湘鄂赣边党组织凭自己坚强的党性顽强坚持。特别是“六七月事变”后，红军遭到了重大损失，“事变的结果，红十六师损失只剩一营兵力，苏区受到敌人的蹂躏和摧残，分隔成为十一块，最大的为平江黄金洞，横直二、三十里，小块只几里宽。然而湘鄂赣工农群众领导者——共产党，在此以顽强的意志在战斗，表现了最英勇壮烈的牺牲精神。”在湘鄂赣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由于湘鄂赣党组织的坚强领导，红16师数次得到恢复，并发展壮大。
同时，湘鄂赣省委积极寻找党中央，千方百计得到中央的指示。“只要是有一主力红军在某方动作的消息，我们总是要设法去配合他……"先后九次派出干部寻找党中央，最先派出的原省委书记、军区政治部主任林瑞笙，在江西莲花牺牲了，接着派黎申庚、陈龙彪、赵构丰继续赴湘赣和上海找，均落了空。接着又派赵构丰到永顺终于找到了任弼时，但很快又失去了联系。又派赵德兴、李楚民赴延安相继遭到失败。到了第八次、第九次才得以成功，派罗其南、李楚民、邓洪、李明秋到了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湘鄂赣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在同中央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为革命保卫了苏区，保存了力量。“无论是独立坚持，还是坚持不懈地寻找党组织，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做不到的。正因为有了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确保了湘鄂赣红旗不倒，其精神传承至今。（范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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