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10月21日电（记者 赵磊）几天前，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二F火箭成功发射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新“太空出差三人组”进驻空间站。
当长二F火箭矗立在发射塔架上，电视机前，82岁的刘竹生院士看到它，就像自己的孩子般亲切。虽然隔着屏幕，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手心冒汗，只因四个字——人命关天。
刘竹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征2F火箭前。 郭嘉瑞 摄影
“载人成功了，那才叫成功”
有着“神箭”美誉的长二F火箭是中国的第一型载人火箭，于1992年立项研制。在该型火箭研制初期，发射 “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飞船期间，刘竹生曾担任火箭总设计师，全面负责载人火箭的研制工作。
在刘竹生的火箭生涯中，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但 “载人”，就好似一把悬顶之剑，成败之间，乃生命之重。这份提心吊胆，还要从20多年前说起。
“发射‘神舟一号’之前，一次航天员到火箭总装厂参观，我做讲解。那时我就感到，这些航天员都是年轻人中的精英，载人发射可不容有失，这个压力从来没有过。”刘竹生回忆说。
1999年，中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发射升空。“那一次的心情，一半是希望成功，一半是希望暴露问题，好到载人前把它消灭了。”刘竹生说，在载人发射之前，有两次合练、一次零高度试验、4艘无人飞船发射。
每次成功之后，欢庆的气氛总是归于寂静。刘竹生和队员们说：“厉害的还在后头，载人成功了，那才叫成功！”
2003年10月15日，长二F火箭将中国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一飞冲天，千年梦圆，祖国各地沸腾了！
在火箭发射测控大厅，刘竹生激动而紧张。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火箭发射前他摸了摸自己的脉搏，一分钟跳一百多下，而测控显示屏幕上航天员的曲线，一切正常。不禁感叹：“专业训练过，就是不一样！”
航天人有句话，叫心与火箭一起飞，或许干了载人航天，更能理解这份牵挂与相随。
“载人火箭是拿着双层‘放大镜’找问题”
长二F火箭脱胎于长二捆火箭，有了大推力捆绑火箭，将人送上太空才有了可能。刘竹生就亲历了每一发长二捆火箭的发射。那时，一门心思就是想把中国的火箭打入国际市场，挣外国人的钱。
苦战长二捆，可谓一波三折、步步惊心，刘竹生从未想过，这一步步的攻坚克难，不仅是挣了外国人的钱，也让中国人的飞天梦越来越近。
从外形上看，长二F火箭是在长二捆火箭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逃逸塔，用于航天员逃生。但为了确保安全可靠，长二F火箭从轨道、气动、载荷、环境等等各方面全部进行了重新设计。
“我干了一辈子火箭，自信在火箭设计的大方向上不会出问题，关键是能否在细节上做到精益求精。”刘竹生说，载人火箭对质量的要求几近严苛，可以说是拿着双层“放大镜”找问题。
“比如，一个仪器合盖的操作工序，设计、工艺、工人、检验都要确认一遍，没问题才能合盖。载人火箭的生产，每一步都是可追溯的，拧一个螺钉都要知道是谁拧的。”
“世界上有那么多火箭，为什么载人火箭只有几个？”
载人火箭的关键是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因此对可靠性和安全性要求极高。
按照设计指标，长二F火箭的可靠性达0.97，安全性达0.997。简单地说，就是发射100发，失败不能超过3发；在这3发可能的失败中，危及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概率小于0.003，这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长二F火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研制人员仍在不断地改进完善，目前安全性已经达到了0.99996。
而可靠性和安全性又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可靠性越高，安全性也越高？
刘竹生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一个房间，门锁增加到两道、三道，对防止小偷进来更可靠了。但这个房间要是发生火灾，锁越多，就越难逃出去，反而不安全了。”
看来，火箭可靠性越高，并不代表安全性一定高。而要保证火箭既可靠、又安全，需要经过大量的试验。这也是载人火箭的极端复杂性和特殊性所在。
“比如一个仪器设备，飞行只有10多分钟，但我们要做500多个小时的试验。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火箭，为什么载人火箭只有几个？其主要原因是没有一定的国力，一般是搞不起。”刘竹生说，目前，除长二F火箭外，世界上现役的载人火箭还有俄罗斯的联盟号和美国的猎鹰9号。美国的航天飞机出过两次严重事故，再加上成本居高不下等原因，最终也退役了。
“美苏都搞过载人火箭，中国为什么还要搞？”
在载人航天工程实施初期，有不少人不理解，美国、苏联早已搞出了载人火箭，中国再搞有什么实际意义？
当时，就连刘竹生的家人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他总是急切地说：“载人航天是人类进入太空的第一步，而无论建空间站、载人登月、载人登火，首当其冲要有载人火箭。”
“空间站上开展的都是高精尖的试验，这恰恰是衡量一个国家基础学科发展的关键。真正的基础在哪里？在天上、在海里。”
刘竹生说，太空拥有地球上所没有的或难以达到的环境条件，如失重、高真空、宇宙辐射、超低温和超洁净等，人类可以在太空研究地球上解决不了或很难解决的很多问题。“别人搞了，我们没有亲自搞，很多细节就不知道，人家也不会告诉你。”
“赶快把年轻人提上来，把我换下去”
飞天圆梦，这并不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终点，相反，恰恰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而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之后，刘竹生主动要求辞去总设计师的职务。在他看来，不是功成身退，而是自己在研制队伍中有点“孤独”了。
那时，长二F火箭队伍进行了人员调整，几乎全都是年轻人，只有刘竹生一位老将继续担任总设计师。
“原来，很多技术人员跟我都是同龄人，讨论问题从来没有那么客气，没有人因为我是总师就不提了。等这些老同志一退休，一开会，都是年轻同志，有意见也不好意思直说，都是听我说。”
这哪还是技术民主？刘竹生有点闷闷不乐了，在他看来，一个没有争论的团队，没有战斗力。
“这么复杂的问题叫我一个人说了算，很危险，一个队伍里没有争论，技术搞不好，得赶快把年轻人提上来，把我换下去。”刘竹生说，搞载人航天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培养跨世纪载人航天人才，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这才符合历史规律。
“POGO问题惹不起，但躲得起”
经过上级领导的一再权衡，给出了明确答复：“以大局为重，主动要求退下来，这种精神值得赞扬……但长二F火箭第一次载人发射刚刚结束，有些技术问题还亟待解决。”
刘竹生点点头：“好吧，我再干一阵子，扶上马再送一程。”
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熟知的POGO振动问题。那时，这个问题是怎样发现并解决的？
刘竹生回忆，杨利伟回来后，感到起飞后不久心脏非常难受。而研制团队拿到振动曲线时，并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又做了很多试验，包括训练员和飞船上的座椅联合做全程试验，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那么，杨利伟上天时为什么会难受？这仿佛成了一个谜。“后来，我们又去找医生，医生断定这肯定不是正常现象。”
于是，研制团队分成几个组来攻克，发现了一个纵向耦合振动问题（即POGO振动），也就是火箭的4个助推器和芯一级在有过载情况下的某个时段共振起来。
研制人员还查看了国外的资料，发现他们当年搞的火箭也存在共振的现象，只不过振动出现在较高频率，大约30赫兹，与宇航员的眼睛发生了共振，导致视力模糊。而我们火箭的共振是在低频，7赫兹到8赫兹，这正是心脏的固有频率，当飞行到这个量值时，心脏也振起来了。
“POGO问题解决起来很麻烦，惹不起，但躲得起，我们的办法就是让振动岔开，不产生共振。直到发射‘神舟七号’，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刘竹生说，如今，航天员乘坐长二F火箭，更舒适、更可靠。
空间站时代，神箭战犹酣。距离载人神箭的开局，转眼已是20多个春秋，对刘竹生来说，这枚火箭亲若子女，熟若战友。
十月的酒泉，胡杨一片金黄，这一切仿佛如昨。而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指引下， 眼前的长二F火箭已经从当年的一纸蓝图成为了一枚明星火箭，乃至“神箭”。16次腾飞，成功率100%，将13名航天员送上太空。
一代人的执著和钻研，让中国有了第一型载人神箭，而这份传承，生生不息。如今，新一代载人火箭开始擘画，载人登月，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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