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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缝太宽，时光太瘦。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在立秋的今天，忽然想起了我的故乡白羊田镇方山村中央屋，回忆起童年的二件囧事。

（一）书信事件

我六岁那年就有四个弟弟妹妹了，哥哥姐姐已去读书。那个时候凭工分吃饭，妈妈每天都要出工。那时的孩子要满七岁了才能读书，也没有幼儿园可上，六岁的我就在家里带弟弟妹妹。

我父亲被划为右派牢改五年后回老家种田。因为他正直无私的性格，被选派给我们方山大队合作社拉货，我五岁时曾经帮父亲到白羊田街上拉过一次货。这拉货的工作算是美差，尽管非常辛苦，但是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另外去开荒种地。因为父亲的正直，还一直兼任生产队里的会计，替集体收纳报纸信件的事也派给父亲。这二件事可以额外计工分，这在当时来说也是一般人得不到的好事。

父亲每天要去白羊田拉两趟货，有时候送报纸的来了父亲不在家我就代收，记得当时生产队订的报纸是《湖南日报》和《光明日报》。我六岁那年小妹出生，父亲忙不赢，哥哥姐姐节假日都要到集体出工挣工分。有一次送报纸的小柳叔叔（他还是母亲的表侄女婿）来了，因为家里没有大人，我就把报纸收了。当时大妹把报纸一抖，里面掉出一封信。我还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不知道信是谁寄来的，而且信封口也不严实，我就自作主张用剩饭把信封口贴严了。我姨妈在外地工作，我家平时写信给姨妈时，母亲也是这样用饭粒粘的信封口。看着裂开的信封口，我也学着母亲的样把信封口贴严了。

这天中午时，父亲拉货一回家就问我收报纸么。我说：“收了，还有一封信呢！”大妹亚萍自小活泼乖巧，她连忙屁颠屁颠的去拿报纸给父亲看。父亲说那封信是住在我屋后面胜文嗲家里的，要我送到他屋里去。结果我回家不到十分钟，胜文嗲一家六口人气冲冲的跑到我家里来，用手指着父亲说他们的信被我们看过，因为信封口有饭粒，这封从武汉他二儿子廖良义家寄来的信不可能还有新鲜饭粒在上面，一口咬定我们偷看了信，而且说信封里面的钱被我们拿了！那个时候寄钱都是放在信封里面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不允许用信封寄钱了。

看着盛怒的胜文嗲，我们几个小孩吓得瑟瑟发抖！父亲很着急的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信封口不严实，我就学着妈妈平时给姨妈寄信的样子把信封口用饭粒粘了一下。虽然真相大白，胜文嗲根本不相信！

胜文嗲当时是大队部革命委员会主任，权力大的很，有权利捆绑人，我们队里的人都很怕他。胜文嗲的二儿子廖良义很有出息，曾任葛州坝供电处处长，他那年免费拨了8亿度电给我们临湘。他后来任葛州坝建设的总指挥，退休后在国务院拿工资。良义叔读书时家里穷，我母亲还把陪嫁的木箱子借给他读书，他是家乡人的骄傲，也是我们从小学习的榜样。

看着胜文嗲家兴师动众的六口人，父亲很诚恳的说：“您把信给我看下，如果良义在信里说寄哒钱去失哒，有多少我就赔多少。”父亲如此真切的态度让胜文嗲很不好意思，他说书信里面没有说寄了钱，等回信问下他儿子。这下父亲舒了一口气，并摸着我的头说：“以后要记得，千万不能动别人的信，否则被大队部的人绑去坐牢的！”

过了三年，也是1976年的冬天，有一天气很冷，下大雪了，母亲要我到池塘里去洗菜。我突然间看到远处路上有两个年轻的陌生男女，男的长得帅，像良兵叔（其实是他的弟弟良义叔回来了），女的很漂亮还有一头长发，但走路一拐一拐的（后来才知道这是小儿麻痹症导致的）。我估计是良义叔叔带女朋友回家了，连忙跑去良义叔家喊他妈妈文英奶奶，把她拉出来说有个长得像良兵叔的人带个女人来哒。文英奶奶出门一看，果然是她的二儿子儿媳妇回来了。全屋场的人奔走相告都得到了消息，一下子小孩子们把良义叔两口子围起来了。他连忙从一个大口袋子掏东西出来。哇，里面全部是花手娟！

良义叔见一个问一个小孩是谁家的，然后发一条小手绢给他（她）。当轮到我时，我连忙报父亲的名字。他却没有理我，直接发给下一个小孩。我当时想：是我第一个看见他的呀，不知道为什么不给我手绢呢？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不舒服，又不敢告诉父母。直到我长大结婚后，我有一次同母亲闲聊时问她：“我家是不是和良义叔叔有仇呢？他那次回家时全屋场小朋友都发了花手娟，当问起我的父母时直接绕过了我。”母亲就说我们两家一直都和睦并没有仇恨，可能是我小时候收信的那件事让他有误会而不待见我们。我说：“他读书时，你不是借了木箱子给他了么？”母亲是个很智慧的人，当时笑笑而岔开了话题。母亲平时总是教育我们：“付出的事不要记在心里，但是要记着别人的好处，人这样就会过得很快乐”。我们兄弟姐妹乐观开朗的性格，就是在母亲潜移默化的教导下养成的。

这个木箱子是我叔外公亲手给我母亲做的嫁妆，特别结实耐用，现在珍藏在我家。我在白羊田中学读寄宿时用了，二妹亚香到岳阳读财校时用了，她参加工作到羊楼司水泥厂上班时也用了。那个箱子已成为老物件，装满了许多光阴的故事。它同时一直鼓励着我们要向良义叔叔学习，成为家乡的骄傲！

（二）南瓜事件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父亲突然得了急性肝炎，不能再到合作社拉货了。当时的大队长廖春满伯伯照顾父亲到八脚岭大队专业队去做事，比到生产队出工相对要轻松点。那里主要是种经济作物和办养猪场，那年专业队还种了很多南瓜。

我们中央屋场有个叫康平的男孩子，自小没有娘，老实巴交。我母亲格外照顾这个没娘的孩子，还教育与他年岁相近的哥哥姐姐要对他更友好。于是康平哥经常来我家玩，也偶尔留在我家吃饭。康平哥有一天说他放牛时发现专业队的南瓜很多又很大，那里的猪草也多。我就恳求他：“明天带我去那里扯猪草吧，扯猪草的人太多了，附近没有猪草可扯。”他当即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去放牛时就把我叫去。那个时候的孩子每天早上要扯一篮猪草了再去学校，或者是先砍一担柴了再去上学。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果然有很多猪草，而且南瓜藤趴得到处都是，上面结了无数个南瓜！我扯猪草时看见一个南瓜长在石缝里了，我心想这个瓜肯定是不会有人发现，若烂在石缝中就可惜了。我就摘了下来放在背篮底下，然后上面用猪草盖着！须不知我这个小动作早就被站在高处的专业队里的果嗲看见了，他随即过来没收了我的南瓜，并上报大队部。

我的天呐，当晚大队部的人都到我屋场里来了，把所有的社员都叫来开会，要批斗我这个刚刚九岁的孩子，这阵势把我吓坏了！当时康平哥也站在人群中间，他微笑着向我眨眨眼。我急中生智，把这个责任都推到康平身上才幸免于难，否则他们要把南瓜挂在我颈上游行，那多丢人呐！我们队里的人都很善良，反正康平是事实孤儿，没有人会为难他。康平哥的父母双亡，姐姐远嫁他乡，哥哥一年四季在白云矿打石头，过年时才回来一次。康平哥比我大六岁，有唆使我的动机，因为我妈妈常留他吃饭。我这么一说，大人们都相信了我，我就这样躲过了＂一劫＂！而康平哥却默不作声，被生产队长狠狠训斥了一顿，也遭受了大家一顿白眼。我事后没有对康平哥说过“感谢”，那时的人都不习惯说“谢谢”，只将好情记在心里。

几十年来，我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一想起来就有点难过。康平哥的人生道路很坎坷，可是我自己早些年的日子也不是很顺心，因而没有余力去照顾他。还不到六十岁的康平哥于三前年去世了，我得知消息后作古正经的去给他上了香以祝他在九泉之下安息。当我这几年情况好转后，却没有了报答他的机会，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于是我告诫儿子：行孝要趁早，报恩也要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