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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启蒙老师

2024
09/01
12:37
中国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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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启蒙老师

湖南株洲市作家协会  李放鸣

 

          自1961年秋小学启蒙至1971年冬攸县二中高中毕业,漫漫十年求学路上,曾伴随着数十位似慈母、像园丁那样的老师,他们是那样孜孜不倦,沤心沥血地教我学文化、长知识,树雄心,立大志,引导我一步步地从愚昧走向文明的高坡。易传德、刘正珠、周俊雅、刘望娥、王双林、刘崇生、文大可、瞿清尧、刘孟秋、洪能愚……虽数十年时光过去了,但他们那早已远逝的身影和面容,至今还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际,倍感过去的岁月是多么的美好,我的老师是多么亲切。而这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终生最难忘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刘正珠!

 

考我入学

 

        1961年下半年,当人们刚刚告别了酷热难熬的盛夏和漫长的暑假,已进入气候宜人的农历八月初,设在中心村谭家湾的黄公小学迎来了又一个新学期。

 

         一天早饭后,我父亲亲自从长坡越苏家祠堂,抄近路将我送往这所学校去“发蒙”。主考老师正是30开外、体态丰盈、身着黑衣、肤色微黑、一脸严肃的刘正珠。当父亲把我带到她面前报到时,刘老师看到我身材特别细小,说我尚不到入学年龄,坚决拒绝我入学。我父亲坚持不依地说:“我孩子已到了入学年龄,去年还在学校发了书,别看他个子小,还能识字算数。”于是,束着短发、坐在临天井的教室边的刘老师,立即拿来去年的第一册语文课本,翻开让我认字。由于我开学前有文化的桂英舅母多次教过我,我小时候的记性特别好。她所指之字,大多让我认出来了,刘老师此时暂不吱声,又临场出了几道百以内、两位数的加减法算题让我做,我都一一算对了。于是,刘老师微笑地点头应允我父亲:“孩子考上了,准予入学。”就这样,她成了我的“启蒙”老师。

 

刘正珠(下排中)一家人

 

         1963年上半年,我念初小四册时,学校已从谭家湾转到老屋刘云岳家,这才正式落址于“刘光辉祠”。这是解放前黄公村一个财主的大家宅,占地达千平方米。刘祠富丽堂皇,保存完好:墙壁青砖白缝;房顶:四角板罾;屋檐,雕梁画栋;窗牖,油黑山水。祠内:方石天井,四面皆房。左右板梯,双向环绕。楼中,置有一孔丘像。祠前是个大操坪,用矮墙围着,槽门处,还有一株五月开着红花的石榴树。

 

        那时,黄公小学只招收中心大队及三联大队炉下组的农户子弟入学,在校学生近百名;教师只有易传德(大桥)、刘正珠(黄丰桥)2人,初级小学四年级,语文、算术、图画、体育、唱歌,均由他们2人交叉施教。刘老师就带着她的大儿子颜五三、3岁女儿一笑3人,住在学校前面左边的楼下屋里。

 

        刘老师平时说话声音洪亮,生活艰苦朴素,不喜梳妆打扮,她立志学雷锋:“生活上,向最低标准的人看齐;工作上,向最高标准的人看齐。”对教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同学都怕她,背地里称她为“黑面雷神”。上课时课堂上“鸦雀无声”;而且,她还很有教学水平。我还清楚地记得,刘老师教我们第八册语文课《再见了!亲人》时的情景:她用那标准的普通话,通过对课文的深情朗读,其感情不仅充分表露在字里行间,还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每一个标点符号上,我们的思想感情,也紧紧地随着她的抒情韵味,而被深深地打动和陶醉。

 

        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成绩,刘老师和易老师密切配合,在各个班级开展“比、学、赶、帮”学习竞赛活动,通过期中、期末考试,张贴学习成绩公布榜,以“插红旗”“贴红五星”等办法,激励先进,鞭策后进,对我们这些莘莘学子,真是“恨铁不成钢”。因此,由于有了这样两位优秀的、可爱的老师,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全班、全校的前列。老师对我的关心、对我的喜爱、对我的期望,使我幼小的心灵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希望!

 

下队宣传

 

        1964年农历3月初,毛主席刚刚发出了“半工半读”的指示,全国掀起了狂热的宣传高潮。

 

左边祠堂为原黄公小学

 

        一天,我吃过早饭,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学校,刘老师坐在办公室忽然忙把我叫去了,她问“你这个小小的少先中队宣传干事,毛主席下了伟大指示,你应该怎样去宣传呢?”我当时很严肃地回答她说:“我昨天看见你借了锣鼓,做了一个喊话筒,还写好了板报,下队宣传吗!”刘老师点了点头,说:“快去组织同学,下队宣传,按时出发!”

 

         这天,浓云遮没了太阳,早上下了场大雨,雨刚停下来,同学来得不多,拖延了上学时间,到9点多钟时,同学们这才从四面八方赶来。这时,铃声激烈地骤响了,我们很快地组织了两班高年级学生,敲的敲鼓,打得打锣,举的举旗,抬的抬板报,唱起响亮的歌子,拉起整齐的步伐,向着学校右边石基冲方向的几个生产队进发了。

 

         我们的这一突然行动,使社员们感到奇怪,担草的社员放下了担子,犁田的农民放下了犁,坐在家里的老大娘、老大爷也抱着他们的孙子、孙女们赶来了,人们越来越多,团团地聚集在一起,有的看板报,有的问这问那,人们喋喋不休。这时,我们的刘老师叫大家静下来,热闹的人群都不说话了,她急忙站在一条矮凳上,手握纸做的喊话筒,用洪钟似的嗓子,很有表情地宣读了几遍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读后,静下来的人们又热闹起来了,转入了火热的议论,大多数老人们都是“忆苦思甜”,借机感恩毛主席,很多中年人(家长)则询问:“这个新方针啥时执行?”刘老师边宣传,边热情地回答他们的各种提问……

 

         响午,当刘老师领着我们来到一个名叫神山塘的小屋场宣传时,天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嫩绿的杨柳枝在雨中随风摇摆,家门口鱼塘的水面上,在“哗哗”的雨点中,顿时泛起一塘白花花的水泡。刘老师忙吩咐我们在农民家里躲雨。

 

         快近中午时分,风停雨止,云层中露出了片片青天,刘老师才带领我们踏着雨后的泥泞小路回到学校。

 

“结为老庚”

 

         刘老师心地十分善良,一生乐于助人,常对贫困学生体现一种“春天般的温暖”。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家经济条件陷入最艰难的时期,困难出了名。成为当时的三联大队里“忆苦思甜”的常设现场。那时,我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常常赤脚上学,刘老师看在眼里,怜在心上,不仅大力鼓励我“刻苦学习,正直做人,今后要当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且还不时赠我的衣物和学习用品。后来,刘老师还叫她的大儿子颜五三和我“结为老庚”。

 

坐者颜闪芒

 

        刘老师的大儿子叫颜闪芒,和我同生于1953年,所以,人们常称他为“颜五三”。颜五三芸芸的头发,圆圆的脸蛋,亮亮的眼睛,他聪明灵活,心地善良,性情温和,个子和我差不多高。小时候,我俩常在一块儿读书,一块儿玩耍,他数次到过我家,还对我母亲亲切地称叫为“妈”。

 

        当时,我父亲鉴于他的父母均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而我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是严重失衡的一方,不敢也不便于认同这“老庚”。但我妈在内心里却是感到特别高兴,真是“穷在深山有远亲”。因此,每当颜五三来到我家,亲切地喊我母亲为“妈”时,家中无不充满着一种快乐的感觉。于是,在那饥饿的年代里,我妈虽“巧妇难为无米炊”,也千方百计地张罗一番:若是上半年来,在邻居家借两个鸡蛋,做道“送饭菜”;用石磨磨升麦子粉,做道油煎斋,或者,用盐将麦子煮熟,送给我俩当“果子”吃。若是下半年来,我妈就叫我到老园后背或者牛形冲、毛坡,捡些红豆回来,煮着吃;到油背前凸上的苦槠树下,拾些成熟掉落地上的苦槠,用盐煮熟吃;中午时分,我将衣服一脱,光着身子跳进娥公塘、丙五塘和我家门前塘里,双掌若合不合地在胸前狠劲打几个响嗡,这里,塘水就会以我为中心,向四周淌起一圈圈水波向外漫去,那些平时宁静地游弋在平静水面下的小鱼,马上惊惶失措地迅速躲进塘边水柳的蔸下“避难”,我乘机弯着背,钻到一个个水柳下洞眼里,将它们一一捉来,盛在随身带来的,漂在水面的脸盆里,临时为老庚弄来一顿不花钱的美餐。

 

        1963年恰逢我的生日那天,刘老师特意拿伍角钱(那时,她的月工资只有20余元,有个生产队年终决算分配只有八分钱1天,这相当于一个全劳力要干6天活才能挣到5角钱),叫颜五三送给我母亲作人情。那时,我俩都年小不懂事,生活又特别艰苦。于是,我俩商量将这钱买糖果吃了,我将这事原委告诉母亲,只有“一根肠子”的母亲不善处理此事,就叫我如实反映给刘老师,我果真告诉了刘老师。刘老师一听,平时家教极严的她,气不打一处来,揪住颜五三就是一顿毒打……,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这桩往事,心中无不隐隐作痛,我敬爱的刘老师,我可爱的颜五三,我怎么那样愚蠢?!我怎么能对得住你们?!但他们母子对我却轻轻淡过,后来,我们仍然相处得那么亲切,那么友爱。

 

       ……

 

       我在黄公小学毕业时,刘老师调出了坪阳,不知奔向何方。那时,由于没有手机、电话联系,互相杳无音讯,但我牢牢记得:他们的家是在攸县黄丰桥镇万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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