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是人为拼凑起来的。至少在明朝以前，贵州是散装的，支离破碎存在于周边各省。
最早的贵州，就是今天的贵阳那块地盘，也就是当年普贵归顺大宋时拥有的那一块地盘。贵州升级为省，是明朝为了控制云南而作的特别安排，贵州似乎天生就是作为云南的姐妹省而存在。贵州以一州之地，升级为一省，显然难以支撑。贵州建省，借助于机缘巧合。思南和思州的田家两个土司兄弟阋墙，明朝趁机改土归流，又把原来属于云南的安顺划归贵州，加上水西的安氏，这才勉强拼凑出一个贵州省。至于贵州最富裕文明开化最早的遵义，至清朝雍正时才完全归属贵州。这期间又陆续从周边的四川，云南，湖南，广西陆续分割领土，这才有了今天贵州的版图。历史上像贵州这样人为拼凑起来的省，是绝无仅有的。它没有统一的经济联系，文化纽带，只是因为国家为了控制边远的云南省的需要，这才制造出一个贵州。
于是就有了以下的贵州现象：
贵州历史上以贫困闻名。为什么贵州特别贫困？我以为这就是因为拼凑的原因，各个省都把自己的边角余料或者负担累赘划归贵州。好的物产丰富的文化发达的，各省不肯割弃。除了个别地方外，拼凑起来的贵州都是周边省作为负担和累赘抛弃的，自然就特别的贫困。
因为是拼凑的，拼凑过来的各地，自然的带来了原来地域的文化。贵州就成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滇文化和越文化的交接交融之地，这也就同时成了贵州地域文化的最大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文化杂交，周边的巴，蜀，滇，越，楚文化，内部的移民文化，汉族文化，苗族文化，土家民族文化，侗族文化，布衣民族文化，各美其美，没有特别强势的文化，没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主流的文化。贵州长期以来基本上上依靠国家强制的行政力组合在一起的，经济和文化对凝聚贵州直到的作用不大。
因为是拼凑的，贵州既不沿边，也不沿江，更不沿海。它是一个特殊的内陆省，紧邻着它的省，有沿江的，有沿边的，有沿海的。它在地理上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承担联系四面的枢纽的作用。贵州很好的发挥了把周边省份联系起来的作用，尤其是把地处偏远的一隅的云南紧密的与内地联系起来。贵州很好的发挥了通道的作用，曾经是楚国庄乔远征滇的必经之地，是汉武帝远征南越的必经之地，是诸葛亮南征的必经地，是朱元璋平定云南的必经这地，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必经这地。因此才有像长征文化，王阳明文化这样的过路文化现象。巨大的沟通的需求，使贵州成为西部第一个县县通高速的省，桥建得最多的省，高铁通车里程也相对较多的省。
同时也有了贵州的尴尬，那就是它那些从周边被拼凑过来的人，割不断与原来的省的文化脐带，也就断不了与原来地域的文化联系，在文化上会被认定为原来那个地方的人。比如遵义人会被认定为四川人，安顺很像是云南人，兴义人更像是广西或者云南人。至于铜仁的人，又像是湘西人，又如川东人。唯独不像贵州人——到底什么是文化意义上的贵州人，本身也是模糊的。那些被拼凑过来的地方，严重的缺乏对贵州的归宿感。假如有人喊一声贵州解散，贵州就会一哄而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贵州在历史上，由四家文化背景完全不同民族源流毫不相干的四大土司分治。贵州在建省的同时，伴随着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到贵州后，与原住民的融合十分缓慢，不同原籍的移民之间，保持着各自的传统和风俗，贵州没有以共同的经济空间为基础的文化整合，甚至连语言都是南腔北调，至于少数民族，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相互隔绝着。拼凑起来的贵州，没有拼凑起一致认同的文化，贵州需要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归宿感。
新中国建立以后，贵州人的身份认同在新的环境下逐步得到解决。跟随解放大军进入贵州的南下干部，全覆盖的重构了政权，使散装的贵州第一次被拥有共同的文化认同的人治理。更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队伍扎根贵州，随着这些人融入贵州，散装的贵州逐步的粘合成一个真正的整体。知识青年下乡，把新的文化风尚带进了最偏僻的角落。真正把贵州人的文化认同整齐划一，是改革开方后的人员大流动。贵州大量的人口输出到发达地区，这些走出去的人和历次移民走进来的人一起，重新编排了贵州人的文化基因，最典型的标志，是贵州逐步的产生了共同认可的文化符号，比如遵义会议，比如黄果树，比如茅台酒，比如天眼，比如最近的村超。所有走出去的贵州人和留在贵州的贵州人都由此找到了共同的自豪和骄傲。贵州开始逐步凝聚自己的文化内核，通过共同的文化符号自然的站队。这是贵州人真正成为贵州人的开始。（龚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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